故城．回憶

大三巴牌坊，是聖保祿神學院的一部分，這學院由范禮安於1594年為日本和中國傳教而創辦。 　　在2016年，電影《沈默》（ Silence ）中出現一幕：三名神父步出天主之母教堂（大三巴牌坊的前身），討論著一名在日本神父放棄信仰的事情。這幕重現十七世紀澳門和聖保祿神學院的一幕，引起了大家的關注和討論，也令大家認識到原來一批「吉利支丹」【1】曾經逃離到澳門，以及日本天主教遭到殘酷迫害的歷史。 　　雖然電影中的澳門只有三分鐘，但澳門與日本天主教的歷史可是千絲萬縷。當耶穌會進入遠東傳播天主教時，除了在中國之外，日本也是他們傳教的目標，而澳門是日本傳教的離岸基地。今天，我們的大三巴牌坊的前身——聖保祿神學院創辦的首要目的，更是為了日本傳教培訓人材的學校。 　　哪麼，澳門與日本早期天主教有著怎樣的歷史關係？我們從葡萄牙人「發現」日本說起…… 南蠻人與白銀島國 　　 「日本國是一島，在東方大海，距陸1,500哩。其島甚大，居民是異教徒，而自治其國。據有黃金，其數無限，蓋其所屬諸島有金，而地距陸甚遠，商人鮮至，所以金多無量，而不知何用。」 　　以上是馬可孛羅（Marco Polo）對日本的記錄，他把這座島國描述成「黃金國」，並稱忽必烈汗因而遠征日本。在《馬可孛羅遊記》出版後兩百多年，葡萄牙人在1542年（也有一說是1543年）抵達日本九州的種子島，這也是歐洲人首次踏足這片封鎖的國度上。雖然我們不知道兩批素未謀面的陌生人交流了甚麼，但從結果來看，日本人還是很樂意與葡萄牙人接觸、見面，以及展開貿易關係。 飛能便度（Fernão Mendes Pinto）在《遠遊記》（Peregrinação）稱自己是最早抵達日本的葡萄牙人之一，但他的著作因內容誇大而引起懷疑。（圖片來源：Wikicommon） 　　儘管日本並不像馬可孛羅描述那樣遍地黃金，但島上卻出產比黃金更珍貴的東西——白銀。雖然白銀對日本人本身意義不大，但對於以白銀為貨幣的國家就等於發現大寶藏一樣，例如中國。由於明朝與日本之間因政局而中斷貿易，葡萄牙人於是擔當兩國的貿易代理人的角色。自發現日本後，葡萄牙人的帆船搭載來自中國的絲綢和貨物，來到日本九洲經商，開始了這段「南蠻貿易」；而在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後，「南蠻貿易」更成為澳門城早期繁華的基石。 前往日本貿易的葡萄牙商船，又被日本人稱作「黑船」。（圖片來源：Wikicommon） 　　葡...

茨林圍 　　在澳門名地標——大三巴牌坊的背後，有一處名為「茨林圍」的地方，但這名字又從何而來呢？在十六世紀末，日本禁止天主教傳播，教徒也受到迫害，一些教徒因而逃離日本，前往澳門生活。這些日本教徒居住在聖保祿神學院背後的空地，並且種植馬鈴薯為糧食，因而得到此地名。不過，我們有沒有想過一個疑問：為何日本人種植的是馬鈴薯，而非稻米或其他農作物？ 葡萄牙人與身穿西洋衣著的日本教徒 　　馬鈴薯具有豐富營養，且較稻米容易種植，日本教徒們種植薯仔不是理所當然嗎？或許吧，但大家必須要知道，馬鈴薯與居住在茨林圍的日本教徒一樣都不是中國的「原居民」，他們的「祖籍」皆是海外。 　　在1492年，哥倫布的船隊抵達美洲後，新舊大陸之間自此建立聯繫，並且進行一場動物、植物和病毒等的物種大交換。馬鈴薯正是「哥倫布大交換」的其中一員，它從美洲引進歐洲後，再經船路傳播到非洲和亞洲，並在中國落戶。除了馬鈴薯之外，番茄、番薯、辣椒、可可豆等也是從美洲進入歐亞，成為現今餐桌上的常客。換句話，沒有這些來自美洲大陸的作物，酸辣粉、辣泡菜、茄汁意粉、朱古力等根本不可能出現。 紐倫堡植物學家貝斯勒（Basilius Besler）在1616年繪寫的馬鈴薯   　　除了為餐桌添色之外，馬鈴薯、番薯、粟米、花生等也是源於美洲，先後在十六、十七世紀從海外引入中國。當時中國雖然依靠種植稻米，但稻米只能在平地耕種，使人口大多數聚居在稻米種植區。在新糧食引進中國後，農民可在西部山區或北部的旱區種植番薯、馬鈴薯、粟米等糧食，不但令山區和旱區得以開發，也使中國人口大幅增加。 　　回到茨林圍的地名，你會發現這是一場「奇遇」。日本教徒、馬鈴薯和澳門，本應是毫無關聯的人、物和地，卻因為大海和帆船而連繫共聚於大三巴牌坊背後，而這不過是全球化的一幕，不但改變了全球的生態，也影響人類文明的發展。 （本文刊登於《澳門日報學生報》2021年5月18日第E8頁 ）

1889年澳門半島地圖上的炮台（原圖來源： 美國國會圖書館 ） 　　今時今日，澳門仍然保留不少古老的炮台，這些炮台位處高地或海岸，防衛任何對城市的入侵。然而，我們現時所見的炮台都是屬於堡壘，而「小炮台」幾乎在澳門絕跡。大家或許會問，那麼堡壘（Fortaleza）和小炮台（Bateria）又有何分別呢？

得勝花園 　　在澳門歷史上，荷蘭人可以說是有如早期Boss一樣的角色，在澳門開埠初期曾經多次計劃侵略，更在1622年出兵進攻澳門，但被澳門守軍擊退。過了數百年的時間， 不論是得勝花園的紀念碑，還是「荷蘭園」的地名，都提醒我們這段澳門歷史。不過，澳門與荷蘭人或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恩怨史」又是怎樣的歷史呢？ 　　本文是與梓峻兄合寫的文稿，特別鳴謝。

《澳門記略》中的關部行臺及大碼頭稅館 　　在關前正街和大關斜巷的街名中，所指的「關」是關部行臺，即是清朝粵海關（廣東海關）在澳門的分關，但關部行臺又是怎樣的運作呢？ 　　關部行臺一共有二十七人上班，包括一名管理總口委員、一名總書、一名櫃書、兩名家人、五名巡役、十五名水手和兩名火夫（廚師）。澳門委員（管理總口委員）負責監管關務，他是廣州將軍府委派的旗員（八旗官兵）。櫃書和家人由粵海關監督委派，但人選要有兩廣總督、廣東巡撫一同決定。雖然關部行臺主管貿易事務，但他們仍要與澳門的地方官員合作，包括澳門同知、香山縣丞等。 　　哪麼關部行臺在粵海關中有多麼重要？ 　　答案是僅次於總部的地位。因為澳門是「夷人」聚集的地方，也是外國商船貿易之地，所以極度重視，而且每年規定徵收稅額也是非常高，達29,600両白銀，為粵海關所有稅口定額之首！每當有商船停泊澳門，不論是中國商船、居澳葡人的商船或外國商船，皆要到關部行臺。為了防止有人漏稅，關部行臺設有南灣稅館、媽閣稅館、關閘稅館和大碼頭稅館，雖然稱作「稅館」，但實際上是稽查口，專門稽查停泊澳門的商船，船主只有乖乖交稅。 　　船隻需要繳交甚麼稅項呢？最基本是船鈔和貨稅。船鈔是按船隻的來源和尺寸大小分級作計算，而貨稅則是按船上貨物作徵稅。除了船鈔和貨稅之外，關部行臺還有各種各樣附加費向商人和船主徵收，如耗羨、補水、擔頭銀等，而貿易船牌照更換、僱用貨艇和維修船隻等也要徵稅。雖然關部行臺是清朝的海關，但稅金卻是接受「十字銀」，也就是葡萄牙人的「里爾」（Real）。 　　值得一提，除了澳門的貿易之外，英國、法國、美國商船會前往廣州黃埔貿易，但他們來到中國的第一步，還是先派人到澳門關部行臺辦手續和僱用領航員（引水人），才可北上廣州。因此，在鴉片戰爭前，歐美商船來到中國的第一門戶，正是澳門！ （本文刊登於《澳門日報學生報）》2020年12月29日第E8頁）

1767年香山知縣向議事會理事官催交乾隆三十三年的澳門地租（圖片來源： 葡萄牙東波塔國家檔案館 ） 　　俗話說「做冬大過新年」，華人為冬至時在營地街市內辦貨，為過節而忙過不停。在另一邊廂的議事會大樓內，理事官和書記員也同樣非常忙碌，這當然不是慶祝冬至或聖誕節，而是收到香山知縣的租單！

南灣的歐維士像 　　如果大家在公園或休憩空間漫步時，有時候會發現園內豎立一座紀念物或塑像，例如在南灣舊法院前的區華利前地上，你就能看到兩座紀念碑，其中最注目是在法院前的歐維士像。 

殷王子逝世五百年紀念碑 　　在區華利前地上，除了歐維士像之外，大家可能看到另一座石碑，與歐維士像的發現碑非常相似，上面刻有葡萄牙的國徽及基督十字架。這座奇怪的謎之石碑，又是甚麼來頭呢？ 

黎登別墅已經被拆毀，僅留下小部分的地基。 　　黎登別墅（Vila Leitão）的名字，大家可能未必聽過，但這也不意外，畢竟別墅早已經荒廢，今天僅餘下一些遺址。雖然人們稱其為黎登別墅，但它實際上更是一座莊園，座落在東望洋山的東麓。據說，黎登別墅是由「賭王」何鴻燊的元配黎婉華（Clementina Angela Leitão）的父親——黎登（Carlos de Melo Leitão）律師興建的，但別墅其後卻無聲無色地荒廢，這引起人們的好奇和疑惑……然而，黎登別墅真的是屬於黎登律師嗎？還是屬於另有其人呢？ 

1640年鑄造的澳門卜加羅大炮，炮身不僅鑄有鑄造師卜加羅的名字，也鑄上澳門市徽，以示正品。（圖片來源： Museum With No Frontiers ） 　　澳門王家鑄造廠的建立，原本是為了生產供澳門各種炮台的火炮，但實際上工廠的訂單不僅只有本地市場，還有中國內地、印度及葡萄牙，可謂曾經是揚名中國和海外的「神器」。

大三巴哪吒廟相傳因為該區爆發一場瘟疫而興建，而該場瘟疫可能是1888年的霍亂。 　　澳門在1888年爆發霍亂，在大炮台山的茨林圍成為其中一個重災區。相傳，茨林圍居民見疫症並未漫延至柿山哪吒廟一帶，想必是神明庇佑，於是向廟宇借來哪吒神到茨林圍鎮瘟神，瘟情不久得消失，而這也成為大三巴哪吒廟的起源 【註一】 。在茨林圍的另一端，三巴門居民也從佛山請來包拯神像來坐鎮，並在1889年興建包公廟 【註二】 。事實上，這場霍亂不是澳門居民與它的第一次「交手」，更不是最後一次，即使在1938年仍然造成1,059人患病 【註三】 。

　　 「伊雖非落雁，亦非羞花，僅賴其資，瑪麗亞仍能引發此番轟動。」 　　 Não he tão fermosa, nem tão bem parecida. Que, por seu dinheiro Maria arma tanta briga. 　　這首民謠傳唱了古爾露與羅郎為莫烏拉（瑪麗亞）而爆發的「戰爭」。在1710年8月22日，一對新人在聖安多尼堂舉行婚禮，新郎是一名廿八歲的軍官，新娘則是一位十歲的小姑娘，而場外有多名武裝人士戒備，擔心有人隨時突襲搶親。 　　這是一段震撼整個澳門城的愛情故事，甚至激起一場「內戰」……

澳門博物館內澳門王家鑄造廠的模型。 　　在1622年，荷蘭人入侵澳門失敗，儘管葡萄牙人贏得這場戰鬥，但形同虛設的城防問題引起議事會的關注。翌年，葡印總督應議事會的要求派遣馬士加路也（Francisco Mascarenhas）抵達澳門，他以總督的身份掌握城市防務。他的計劃是在澳門城大興土木，興建多座堡壘和炮台。然而，單純建造防禦工事是沒有意義的，炮台上需要部署火炮，但從葡萄牙或印度購買大量火炮，似乎是「遠水救不了近火」。因此，馬士加路也下令開設本地的鑄炮廠，而這開始了澳門鑄炮業的光輝歷史。

錢納利繪畫的議事亭前地，可以看到左邊豎立一條象徵市議會廣場的石柱，時間為1830年代。（圖片來源：《速寫澳門：錢納利素描集》） 　　議事亭前地，相信是澳門人最熟悉的廣場之一，它幾乎是澳門的市中心的同義詞。除了廣場的位置之外，議事亭前地更讓人印象深刻是那座噴水池，以及黑白相間的葡式碎石地面，配上四周帶著新古典風格的建築，使整個廣場散發出獨特的歐陸風景，有如置身於里斯本的廣場上。然而，議事亭前地上的風景經歷過多次變化，而每道風景都反映著澳門不同時期的歷史。

1617 年刊刻《牡丹亭還魂記》第二十一齣《謁遇》的插圖，為欽差苗舜賓到香山嶴多寶寺納寶的情景。 　　相傳，葡萄牙詩人賈梅士（Luís Vaz de Camões）曾經來到澳門，這位被流放的詩人在鳳凰山的石洞內創作一段《盧濟路尼亞人之歌》（Os Lusíadas），這部史詩其後成為一代文學經典【註一】。事實上，還有另一部文學經典與澳門有點關係，而作者甚至把澳門加入到故事裡，那就是湯顯祖的《牡丹亭還魂記》。

十六世紀初的里斯本         1515年，一位四十多歲的老人正為他的人生作一次重大決擇。經過這四年在「印度」的努力，他已經賺了一筆正常人永遠得不到的財產，可以過著富豪級的美好生活；而他也完成了一部有關東方的百科全書，詳細地記錄了大量在亞洲的情報，使他贏得皇室的尊重。名成利就的他，原本計劃返回親愛的家鄉，選擇退休後娶個老婆享享清福；或是在宮廷裡擔任國王的顧問，為葡萄牙在東方的事業獻力。然而，一個老友卻上門找他，使他打亂了整個返國計劃：這位老朋友希望他能帶領使團出訪中國，與他們建立貿易關係。是退休享福，還是選擇任務，成為了「向左走或向右走」的困難決擇。         這位老人是皮萊資（Tomé Pires）【註一】，他決定放棄回國的計劃，擔任第一位出使中國的歐洲使節，而這趟旅程成為他人生的最後一程。 【註一】皮萊資又被譯為「道咩卑利士」，今天的「道咩卑利士街」、「道咩卑利士里」和「道咩卑利士圍」皆是以他的名字來命名。

十七世紀中國史書中的「鄭和下西洋」         尋找中國的事情，無論怎樣看都是葡萄牙人單方面的結果，哪怕是歐維士悄悄地登上中國的土地上，明朝朝廷卻並不知情，中國與歐洲的連繫看來全靠葡萄牙航海家的成功。的確，葡萄牙航海家毫無疑問是十六世紀亞洲海上的MVP，但大家不要忘記MVP的背後有一批神助攻，如塞凱拉在馬六甲相遇的華人、帶著歐維士到中國的商船，他們可能是早期的海外華人。不過，十六世紀的大明帝國可是實施海禁政策，這些海外華人又是從何而來呢？         答案不是在十六世紀，而是一百年之前，當時大明帝國尚未關上海外的大門，甚至派出一支史無前例的龐大船隊出訪南洋。

美國《生活》雜誌記者Jack Birns和Roy Rowan，他們於1949年來到澳門和上海記錄中國的情況。當時，他們被大豐金舖的東主邀請到存放黃金的地下倉庫。         1949年，美國《生活》（Life）雜誌的記者Jack Birns和Roy Rowan來到澳門，記錄了一批珍貴的澳門戰後景貌，當中包括福隆新街、賭場、居民擯爆竹等照片。不過，Jack Birns還拍攝多張在新馬路大豐金舖的照片，看到一批荷槍實彈的警員護衛下，工人把黃金搬到金舖裡。另外，他們還拍攝工人們把黃金燒製成金磚的過程。筆者感覺好奇，為何這兩位外國記者如此執於記錄黃金貿易的過程？到底當時澳門的黃金貿易有甚麼特別之處呢？

葡萄牙人歐維士於1513年抵達中國，最早從海上來到中國的歐洲人。 「你必須探明有關中國人的情況，他們來自何方？ 路途有多遠？ 他們何時在馬六甲或他們進行貿易的其他地方？ 帶來些甚麼禮物？ 他們的船每年來多少艘？ 他們的船隻的形式和大小如何？ 他們是否在來的當年就回國？ 他們在馬六甲或其他任何國家是否有代理商或商站？ 他們是富商嗎？ 他們是懦弱或強悍？ 他們有沒有武器或火炮？ 他們穿著甚麼衣服？ 他們的身體是否高大？ 還有其他一切有關他們的情況。 他們是基督教徒還是異教徒？ 他們的國土大嗎？ 國內是否不止一個國王？ 是否有不遵奉他們的法律和信仰的摩爾人或其他任何人和他們一起居住？ 還有，若果他們不是基督徒，那麼他們信奉甚麼？ 崇拜是甚麼？ 他們遵守甚麼風俗習慣？ 他們的國土擴展到甚麼地方？ 與哪些國家為鄰？」         這一系列問題是葡萄牙國王曼紐一世（Manuel I）交給貴族塞凱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指示他是收集有關中國的情報。從達伽瑪（Vasco da Gama）發現印度後，葡萄牙人在「印度」（葡萄牙人眼中的「印度」是指整片東方世界）已經活動了將近十年。雖然國王一輩子也無法踏上東方的領土，但他靠著往來印度的克拉克帆船（Carrack），仍然能掌控那片遙不可及的土地上的無數情報。在眾多情報之中，曼紐一世對中國的情報相當感興趣，但對他們卻一無所知，於是派出塞凱拉在征服馬六甲的同時，去打聽這個神秘國家——也就是中國的資訊。

達伽瑪毫無疑問是一個偉大的航海家，但他並非一個和平的人，而是無情地討伐異教徒的十字軍騎士。 （承上文）         1498年8月底，達伽瑪身穿喪服獨自返回里斯本，他並沒有馬上拜見國王曼紐一世，而是留在一家修道院裡，因為他的兄長保羅（Paulo da Gama）在航行中病逝。不過在達伽瑪回到葡萄牙之前，他的船隊早已到達里斯本的港口，向歐洲人報告發現印度的消息。自此之後，葡萄牙皇室每年派出船隊前往印度洋，在亞洲創立一個海上帝國，但葡萄牙真的走上富強之路嗎？還是背負一個新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