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帆東來：荷蘭東印度公司與澳門

得勝花園

　　在澳門歷史上，荷蘭人可以說是有如早期Boss一樣的角色，在澳門開埠初期曾經多次計劃侵略，更在1622年出兵進攻澳門，但被澳門守軍擊退。過了數百年的時間， 不論是得勝花園的紀念碑，還是「荷蘭園」的地名，都提醒我們這段澳門歷史。不過，澳門與荷蘭人或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恩怨史」又是怎樣的歷史呢？

　　本文是與梓峻兄合寫的文稿，特別鳴謝。

公諸於世的國家機密

　　「（葡萄牙船隊）在四月從果阿出發到馬六甲，他們在那裡等待稱作「季風」的風，這種風將在之後數月吹起。他們由馬六甲去往澳門，又在那裡最少停留九個月等待季風，再航向日本。他們在日本又要等待返回澳門的季風……所以他們要花上三年的時間展開往返日本的航程。」

　　以上是葡萄牙船隊前往中國和日本貿易的記錄，在荷蘭人林旭登（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在1597年出版的遊記，而遊記裡還記錄大量有亞洲的資訊、航線和風土人情等。今日來講，我們只是把內容當作文獻，但回到遊記出版的年代，如果葡萄牙國王讀到這本遊記，相信對林旭登恨之入骨，因為他竟然把葡萄牙的國家機密公諸於世！

荷蘭人林旭登（圖片來源：Wikicommon）

　　雖然葡萄牙人在一個世紀前就發現歐亞的航線，但國王並沒有把航線或亞洲的資訊向世人公佈，反而將之壟斷在手上。換句話，沒有得到葡萄牙國王許可，任何人都不得擅闖亞洲，而泄露通往亞洲的人則會被處死。即使如此，無數的人試圖偷取亞洲的情報，特別是荷蘭人和英國人，他們嘗試打破葡萄牙人壟斷歐亞航線，而林旭登就是其中之一。

　　哪麼林旭登是如何取得葡萄牙國家機密？實際上，他曾經前往亞洲，並擔任果阿大主教的秘書，這個職位讓他接觸大量亞洲的情報，不論是貿易、航線和軍事訊息。林旭登在1595年返回荷蘭後，他把這些情報撰寫，先後出版《葡屬東印度遊記》（Reys-gheschrift vande navigatien der Portugaloysers in Orienten）和《葡屬印度水路誌》（Beschryvinghe van de gantsche custe van Guinea, Manicongo, Angola ende tegen over de Cabo de S. Augustijn in Brasilien, de eyghenschappen des gheheelen Oceanische Zees）等。他的著作在荷蘭出版後，迅速被翻譯成英文、拉丁文、德文和法文等，並在歐洲各國出版。

　　毫無疑問，葡萄牙人保密了一個世紀的機密，終於被林旭登公諸於世。幾年後，其他歐洲國家的船隻在東方出沒，葡萄牙人再也無法壟斷亞洲的貿易。

通往財富的偉大航道

　　在諜戰電影裡，間諜潛入敵國或敵對組織，偷取機密資料。這種誇張的情節的確出現在1592年的里斯本，而主角是荷蘭人浩特曼（Cornelis de Houtman），他受到三名荷蘭商人的委託，潛入葡萄牙偷取前往亞洲的航線情報。浩特曼在里斯本的兩年時間，終於在1594年帶著情報返回荷蘭，巧合的是林旭登在同年也從果阿回到荷蘭。

荷蘭人浩特曼，他在1592年在里斯本偷取前往亞洲的情報，並在1595年隨荷蘭船隊前往亞洲。（圖片來源：Wikicommon）

　　浩特曼取得通往亞洲的航道情報後，並不代表他就功成身退，他的下一項工作就是證實這些情報的真實性，也就是親身前往亞洲，如果順利的話更可完成一次貿易，但他必需要有一支船隊。雖然浩特曼不像葡萄牙人一樣有國王「撐腰」，但香料的味道絕對是說服更多人投資組織船隊。果不其然，九名商人（包括派浩德曼到里斯本的三人）組織了一家貿易公司，建造了四艘遠航船隻，而且船上的領航員都受過訓練，最終航隊在1595年4月從阿姆斯特丹出發。

　　哪麼船隊的目的地是甚麼地方？葡萄牙人控制在亞洲的重要港口，借此壟斷在亞洲的貿易，如果荷蘭船隊貿然駛入港口，就一定被人發現。因此，浩德曼的目標不是到港口採購貨物，而是直接到印尼群島，也就是香料的重要產地。經過三年千辛萬苦的航行後，殘破不堪的荷蘭船隊終於在1597年返回阿姆斯德丹。雖然船隊傷亡過半，但卻是滿載而歸，所得的利潤遠超其成本。

　　在荷蘭船隊首航亞洲成功後，激起了荷蘭人的貿易浪潮，數年間多家公司成立和組織到亞洲的船隊，而其中一支在1601年來到澳門附近的海域，哪麼葡萄牙人又有怎樣的反應呢？


澳門的荷蘭囚徒

　　「海上又出現了三艘船，它們高揚著風帆平穩駛來，似乎並沒有受到剛剛過去的風暴的襲擊……人們馬上意識到來的是敵人，因為從印度來的商船已經到達，而從其他地方來的船並沒有合適的季風。」

　　在1601年9月，澳門剛剛經歷過颱風的吹襲，正當人們期待風暴過後能喘過氣時，卻發現來了三艘來歷不明的帆船。由於當時澳門沒有炮台或駐兵，市民全都武裝起來，準備隨時決一死戰。事實上，這艘船隊對葡萄牙人來說也不是朋友，因為這是荷蘭人的船隊，而當時兩者正處於敵對關係。

范內克（Jacob Corneliszoon van Neck）在1601年率領荷蘭船隊到達澳門海域，而他在此之前因攻擊葡萄牙人的據點而失去三隻手指，這是為何畫中只見其左手。（圖片來源：Wikicommon）

　　不過，荷蘭船隊並沒有轟炸澳門，而是派出一艘小艇，舉著白旗駛向澳門，然後就沒有回來。荷蘭人翌日再派一艘小艇出發，但同樣沒有歸來，在商討後覺得無法從澳門救回二十名同伴後，船隊選擇離開。哪麼這些登岸的荷蘭人又經歷過甚麼呢？

　　在1604年，一名倖存者終於返回荷蘭，並把當天在澳門時的可怕經歷公諸於世。當荷蘭人登岸後，他們隨即被葡萄牙人囚禁和拷問，而明朝官員得知事件後，要求交出這些人作審判。然而，葡萄牙人擔心中國官員與荷蘭人接觸，一些人被絞殺，也有人被掉入大海，僅留下三名荷蘭人囚在澳門。雖然這三人免於一死，但他們被送過馬六甲和印度，在漫長而艱辛的旅程後，只有一名倖存者回到家鄉。

　　1601年的澳門事件，又或是所謂「荷蘭人第一次入侵澳門」，實際上還充滿各種謎團，但無論如何，荷蘭船員命喪於澳門，毫無疑問為新成立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提供進攻澳門的理由。

尋找與中國貿易的機會

　　荷蘭船隊在1601年初次到達澳門，但嘗試登岸的船員遭到澳門葡人囚禁，而大多數人更被殺害，只有一名船員在三年後（1604年）返回荷蘭把事件公開。當時，荷蘭在亞洲貿易的形勢已經大為不同。

　　在1597年，浩特曼率領荷蘭船隊首航到亞洲後，荷蘭各地紛紛成為亞洲貿易公司，數量多達十四家，造成過度的商業競爭，反而不利於貿易。因此，這些公司經過商議後，合併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由荷蘭議會授予壟斷在亞洲的貿易權。雖然說是一家商業公司，但荷蘭議會也授予公司在亞洲行使外交、軍事和經營海外據點的權力，也就是說公司相當於一個政府，可以向亞洲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發動攻擊。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旗幟，旗中的「VOC」是公司的名字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的縮寫，而「A」則是指阿姆斯特丹的縮寫。（圖片來源：Wikicommon）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1602年成立後，他們便派遣船隊在印尼群島的萬丹建立據點，同時也尋找與中國建立貿易關係。在1604年，由韋麻郎（Wybrand van Warwijck）率領的荷蘭船隊嘗試直接駛入廣州，但未能成功，於是返回澳門附近海域，打算搶劫葡萄牙人的商船，但又遇上風暴，結果被迫離開澳門，前往澎湖。幾年後（1607年），另一支荷蘭船隊抵達中國，打算在福建尋找經商，但被明朝水師驅逐到廣東。正當他們等待進入廣州的許可時，澳門葡人派出船隊驅逐荷蘭人，迫使他們離開中國。

　　在葡萄牙人的多次阻止下，荷蘭東印度公司未能如願與中國建立貿易，但荷蘭船隊向在澳門與日本的航線上出沒，隨時搶劫滿載貨物的葡萄牙商船。不過，依靠搶奪不是一個長久之計，何不直接搶佔葡萄牙人在中國的聚居地——澳門呢？經過十多年時間的籌備，荷蘭東印度公司在1622年派出一支規模龐大的遠征艦隊到中國，務必打開與中國貿易的市場，而他們的第一站就是澳門。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在1622年6月24日早上，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遠征軍登陸澳門，計劃佔領防衛薄弱的城市，卻萬萬沒想到兵敗東望洋山下。然而，葡萄牙人與荷蘭人在遠東的利益，並沒有因為進攻澳門失敗而告一段落。按照巴達維亞總督科恩的指示，若果遠征艦隊無法佔領澳門，他們將會實行Plan B，也就是在澎湖群島建立貿易據點。

　　就這樣，荷蘭人前往澎湖建立據點，但澎湖屬於明朝的領地，因而引來福建水師的攻擊。在隨後兩年，明朝官兵多次驅逐荷蘭商船，而荷蘭人也不斷攻擊中國沿海。直到1624年，雙方再次交涉後，明朝官員表示只要荷蘭人退出澎湖，改為前往台灣，則可保持與中國的貿易，荷蘭人於是轉到台灣南部的大員建立據點，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在遠東的貿易基地。

大員港位於台南，是荷蘭人在台灣的貿易據點，而圖中右邊的保壘是熱蘭遮城，即安平古堡。（圖片來源：Wikicommon）

　　不過，單純只有據點並不足夠，他們必須像葡萄牙人一樣，建立與中國和日本貿易關係，並且控制兩國的銀絲貿易。事實上，荷蘭人早在1609年已得到德川幕府的同意，獲得與日本貿易的許可。反倒是與中國方面，雖然荷蘭人退到台灣，但明朝官員並未信守承諾，荷蘭人於是轉為與福建沿海的海盜合作，透過向他們購買絲綢，再到日本換取白銀。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儘管荷蘭人兵敗澳門城外，但仍然在台灣大員站住穩腳，建立與中國、日本的貿易網絡，搶佔葡萄牙人的貿易。在1639年，德川幕府更因懷疑天主教傳教士煽動叛亂，下令中斷與葡萄牙人的貿易往來，而荷蘭人自此取代葡萄牙人在日本的貿易地位。

　　澳門與日本的貿易中斷可謂一場惡夢，但惡夢尚未結束，兩年後葡萄牙人在東南亞最重要的港口——馬六甲被荷蘭人佔領，令澳門貿易陷入低谷。荷蘭人雖然無法奪取澳門，但奪去了澳門城的財富和價值。

可怕的合作夥伴

　　1640年8月，日本人處決前來請求恢復貿易的葡萄牙使團，標誌著澳門與日本的貿易徹底中斷。由於澳門葡人的退場，該年荷蘭人在日本的貿易利潤大幅增加，他們似乎得償所願地獨佔絲銀貿易。然而，荷蘭人於1641年的貿易利潤卻減少了，當長崎的荷蘭商人望向港口時，他們雖然不見澳門的大黑船，但卻看到大批中國商船，而這些商人是屬於鄭芝龍的船隊。對荷蘭人來說，鄭芝龍的威脅可是比葡萄牙人更可怕，甚至扼住荷蘭人在遠東的「命脈」……

　　在葡荷澳門之役前一年，即1621年，鄭芝龍與舅父遠赴澳門經商，為了能跟葡人打交道，他不但學習葡語，也受洗成為天主教徒，而且他也在澳門結識了「中國船長」李旦。李旦不僅是一名海盜，也是經營澳門與日本貿易的大商人，當明朝官員要求荷蘭人遷往台灣時，李旦正是雙方交涉時的中間人。鄭芝龍正是跟著李旦走上亦商亦盜的海上生涯，不久這位「靠山」死後，他接受朝廷的招安。

荷蘭人筆下的鄭芝龍（中央的藍衣者），而他們一直用鄭芝龍的小名「尼古拉斯．一官」來稱呼：尼古拉斯是鄭芝龍的天主教名，而一官則是他的小名。（圖片來源：Wikicommon）

　　雖然鄭芝龍已經成為明朝的將領，但他卻沒有因而金盤洗手，反而借此機會逐一鏟除海上的競爭對手。在這場海上爭霸中，荷蘭人曾經因利勢而站在鄭之龍一方，但隨著鄭氏的勢力愈來愈大，成為不可不除的尖刺，荷蘭人於是與海盜劉香合作，在1633年與鄭芝龍的明朝水師交戰，結果慘敗。在戰後，鄭芝龍沒有把荷蘭人趕盡殺絕，因為他需要一個生意夥伴，而此時荷蘭人已不成氣候。就這樣，鄭芝龍是荷蘭人在遠東的指定供貨商，而他也控制這些外國人的命脈。

　　儘管鄭芝龍留了一條生路給荷蘭人，但他的可怕絕不單只在中國和日本，鄭芝龍派出的中國商船可是出沒在東南亞的各個港口，這就意味著與正在吞噬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貿易網絡，而大員和長崎不過是當中最嚴重的一條。

從牛身上掉到驢身上

　　雖然荷蘭人是可惡的競爭對手，但鄭芝龍卻從未嘗試驅逐這班異邦人，而是作為貿易對象留在台灣。然而，鄭氏家族與荷蘭人的恩怨尚未結束。

　　在1644年，清兵攻入明朝國都北京，此時一眾明朝官員和將領必須選擇前路：是與大明共存亡，還是服從新主。鄭芝龍理所當然地投效滿州人，歸從清朝，但他的兒子鄭成功率領部下抵抗清兵，鄭氏父子因而分道揚鑣。

南明廷平王鄭成功，他在北伐南京失敗後，轉而向台灣的荷蘭人據點出兵，建立新的反清據點。（圖片來源：Wikicommon）

　　為了籌募士兵和得到經費，鄭成功大力支持福建商人出海經商，甚至以「國姓爺」的名義保護商船的安全。不過，鄭成功的做法無疑是進一步摧殘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商業，荷蘭船隊於是出海搶劫船隻，令鄭成功與荷蘭人勢成火水。另一方面，雖然鄭成功在福建一帶頑抗清兵，又率軍進攻南京，但都無功而還，眼看清兵逐漸攻取大片土地，加上清朝實施遷海令，鄭成功的處境面臨危機，他已經沒有空間來養活自己軍隊，這時更談何光復明朝？

　　因此，鄭成功把目光伸向荷蘭人所在的「福爾摩沙」（Formosa），也就是台灣島。在1661年4月30日，荷蘭人在《熱蘭遮城日誌》裡寫下這樣的一幕：

　　「早晨六點半，那時，是平靜無風而有霧的天氣，我們看見，在西北方，距離北邊泊船處約半哩處，有不尋常的眾多中國戎克船，向鹿耳門下來，顯然，是從中國來的國姓爺的軍隊。」

　　雖然荷蘭東印度公司以武力橫行東南亞，但在「國姓爺」的軍隊面前卻是另一回事，一來鄭成功的軍隊人數遠超荷蘭人，二來鄭氏家族長年與他們交戰，早已清楚如何對付西方艦炮。就這樣，荷蘭人在台灣節節敗退，最終被鄭氏的軍隊包圍在熱蘭遮城。在彈盡援絕下，荷蘭的大員長官揆一宣佈投降，以換取城內的人安全離開。在1662年2月9日，荷蘭人步出熱蘭遮城，在城外「迎接」的是鄭成功的軍隊。他們把熱蘭遮城的鎖匙交給鄭成功，然後坐船離開這座在遠東的據點。

　　「從牛身上掉到驢身上」（Van de os op de ezel springen），這句諺語形容跌入谷底，正好套用在荷蘭人失去台灣的大員港上。

一支順路進攻澳門的艦隊

　　或許有人會問，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十七世紀在亞洲擁有強大的戰力，何不出兵支援台灣的荷蘭人？

　　實際上，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確組建了一支艦隊，其規模媲美在1622年遠征澳門的艦隊規模，由十二艘戰船、六百名士兵組成。然而，巴達維亞總督馬特索科爾（Joan Maetsuycker）認為單純派艦隊防守，然後無所事事地返航，實在太過浪費，畢竟組織艦隊可謂消耗巨大的成本！因此，這支艦隊的主要任務就是先進攻澳門，再前往台灣守衛，一箭雙雕，豈不美哉！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巴達維亞總督馬特索科爾，他在1660年下令出兵澳門。（圖片來源：Wikicommon）

　　你或者又問，葡萄牙人在1622年後的十年間大興土木，修建多座炮台，也派出澳門總督（兵頭）和駐軍防守，豈不是更難進攻嗎？

　　事實上，當時的澳門可謂經歷最黑暗的時代。葡人失去了日本和馬尼拉的貿易，又失去了東南亞最重要的馬六甲港，喪失了三大貿易航線，令澳門商業受到沉重的打擊。與此同時，清朝軍隊進入廣東地區，戰亂不但進一步攻擊澳門的經濟，甚至連糧食供應都成為一大問題。在1647年，葡萄牙士兵因被拖欠薪金發動叛亂，一些市民也加入其中，澳門總督杜琛就在叛亂中被殺。由此可見，這是難得一次把葡萄牙人驅逐出中國的時機。

　　按照原先計劃，荷蘭艦隊在1660年7月17日浩浩蕩蕩地向澳門進發，但在9月2日或3日，當艦隊到達澳門海域附近時，卻遇上颱風，一艘戰船更吹離艦隊。艦隊司令於是決定延遲計劃，先前往台灣大員港，待局勢穩定後才回頭進攻澳門。就這樣，荷蘭人入侵澳門被延遲，然後被擱置起來，再無人提及。

　　總括而言，從荷蘭人在1601年初到遠東，嘗試從葡萄牙人手上搶佔中國和日本的貿易，卻處處碰壁。在中國，荷蘭人從未得到明朝的承認，貿易幾乎掌握在地方官鄭芝龍手上，其子鄭成功更攻佔荷蘭人的大員港，驅逐出台灣島。即使如此，荷蘭人尚未放棄與中國貿易的目標，面對新的清朝，他們的故事又是如何呢？而澳門又有怎樣的回應呢？

是敵？是友？

　　鄭成功在1662年收復台灣，驅逐荷蘭人。這一段耳熟能詳的事跡相信大家曾在歷史課上學習過。然而，這一事跡雖使鄭成功千古留名，但對當時的清廷、荷蘭人和澳門葡人來說卻有着深遠的影響。這時候既失去了台灣，也未能奪得澳門的荷蘭人，面對着渴望已久的中國貿易巿場又會何去何從呢？

　　儘管荷蘭人在1624年入據台灣，但他們在中國東南沿海的貿易，仍然受制於盤踞在此區域以鄭芝龍為首的中間商人。隨着1644年滿清入關定鼎中原，並陸續掃平南明勢力，荷蘭東印度公司有意在此時與滿清這個新生的皇朝進行接觸，於是在1655年首次派遣使團覲見順治皇帝。當時的使團從巴達維亞出發，掠過他們曾想佔據的澳門，經廣州前往北京。然而清廷只視他們為前來朝貢的「小弟」而不是來「談生意」的朋友，僅給予荷蘭八年入朝一次的待遇，荷蘭人對此是否滿意已不言而喻。

　　到了1662年，鄭成功攻佔台灣，這不僅使荷蘭人失去這處位於中國東南沿海的據點，更意味着失去了這一個能獲得盛產金銀和蔗糖的地方。而鄭氏則得到了一處反清的根據地，成為清廷的大患。正所謂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荷蘭人為了報台灣之仇卻無力為之，便急於與清廷接洽，意圖組成聯軍攻打台灣鄭氏，並藉此拉攏清廷希望能取得直接貿易的機會。於是在1663和1666年再次出使清廷，卻最終一無所獲。

　　與此同時，清廷為了防犯台灣鄭氏，實行嚴厲的遷海令。儘管經過了一番周折使澳門葡人免於遷離，但是海上貿易卻大受影響。而當時曾為爭奪利益而大打出手的葡荷兩國已簽訂協議結束敵對的行動，加上失去了據點的荷蘭人無法在中國巿場取得貨品，在這樣的背景下為處於困難時期的澳門帶來一點機遇，自1660年代中期開始澳門每年至少派一艘商船往返巴達維亞進行貿易。

　　隨着1683年清廷成功收復台灣，清康熙帝在1684年頒佈詔諭：「始開江、浙、閩、廣海禁，於雲台、寧波、漳州、澳門設四海關。」在1685年，清廷議准，「荷蘭國進貢之期，原定八年一次，今該國王感被皇仁，更請定期，應五年一次。」更於1727年後，荷蘭正式獲准在廣州設立經常性的貿易商館，專營茶葉、絲綢、瓷器等外銷的貨物，自此期待多年的荷蘭人終於得償所願。

海上馬車夫的結局

1810年的澳門南灣（圖片來源：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Visualizing Cultures）

　　在1762年，一艘荷蘭商船從巴達維亞抵達澳門港。剛好在一百年前，荷蘭東印度公司把大員港交給鄭成功，也中斷了與中國的貿易；但現在，中國終於向荷蘭人和其他國家開放廣州的貿易大門，與中國人貿易。不過，荷蘭人的商船抵達中國後，並不是直接進入廣州，而是先把船隻停泊在澳門附近的島嶼，如氹仔的錨地、伶仃洋或萬山群島等，然後派人登上澳門尋找領航員（帶水人），向關部行臺登記，方可駛往廣州。

　　沿著珠江航行，當商船的人看到被稱作「荷蘭人炮台」的海珠炮台時，就表示即將到達廣州十三行，不久他們將看到岸上有一座掛上旗幟的荷蘭商館。在1727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得償所願進入廣州貿易，於是設立商館。初時，這些商館只是倉庫和辦公室，其後經歷多次修建後，商館還有住宿和客廳等空間，應付外商們在廣州生活和工作的需要。不過，荷蘭東印度公司可不是只有廣州的商館，還有另一座設在澳門。

1805年廣州十三行，圖中最右邊的是荷蘭商館，上掛有荷蘭國旗。（圖片來源：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Visualizing Cultures）

　　大家或許會問，當年荷蘭人多次出兵想打佔澳門，葡萄牙人為何願意讓他們進駐澳門？事實上，這更多是清朝的要求，因為在1760年起實施「住冬」政策，在廣州的外商必須在非貿易季返國，或是遷到澳門居住。在1763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租用在聖奧斯定堂附近租屋作商館，此外也在內港擁有大倉庫，一些荷蘭人更定居在澳門。

　　雖然說荷蘭東印度公司取得中國貿易，但他們與過去的老對手——葡萄牙人一樣，勢力早已一落西山。在1799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宣佈解散，而荷蘭商館成為領事館，以及租給其他洋行使用。在廣州荷蘭商館旁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卻愈來愈熱鬧，每年有大批商船抵達黃埔。

　　昔日的「海上馬車夫」已經衰落，光輝不在了。

　　或許，大家覺得「荷帆東來」是以海上風雲起始，卻結束得如此平淡，但這正如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歷史，她曾為遠東的海洋掀起風雨，而又悄悄地結束。

（本文刊登於《澳門日報學生報）》2021年1月5日第E8頁；2021年1月12日第E8頁；2021年1月19日第E8頁；2021年1月26日第E8頁；2021年2月2日第E8頁；2021年2月9日第E8頁；2021年2月16日第E8頁；2021年2月23日第E8頁；2021年3月2日第E8頁；2021年3月9日第E8頁；2021年3月16日第E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