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利支丹悲歌：澳門與日本早期天主教

大三巴牌坊，是聖保祿神學院的一部分，這學院由范禮安於1594年為日本和中國傳教而創辦。

　　在2016年，電影《沈默》（Silence）中出現一幕：三名神父步出天主之母教堂（大三巴牌坊的前身），討論著一名在日本神父放棄信仰的事情。這幕重現十七世紀澳門和聖保祿神學院的一幕，引起了大家的關注和討論，也令大家認識到原來一批「吉利支丹」【1】曾經逃離到澳門，以及日本天主教遭到殘酷迫害的歷史。

　　雖然電影中的澳門只有三分鐘，但澳門與日本天主教的歷史可是千絲萬縷。當耶穌會進入遠東傳播天主教時，除了在中國之外，日本也是他們傳教的目標，而澳門是日本傳教的離岸基地。今天，我們的大三巴牌坊的前身——聖保祿神學院創辦的首要目的，更是為了日本傳教培訓人材的學校。

　　哪麼，澳門與日本早期天主教有著怎樣的歷史關係？我們從葡萄牙人「發現」日本說起……

南蠻人與白銀島國

　　「日本國是一島，在東方大海，距陸1,500哩。其島甚大，居民是異教徒，而自治其國。據有黃金，其數無限，蓋其所屬諸島有金，而地距陸甚遠，商人鮮至，所以金多無量，而不知何用。」

　　以上是馬可孛羅（Marco Polo）對日本的記錄，他把這座島國描述成「黃金國」，並稱忽必烈汗因而遠征日本。在《馬可孛羅遊記》出版後兩百多年，葡萄牙人在1542年（也有一說是1543年）抵達日本九州的種子島，這也是歐洲人首次踏足這片封鎖的國度上。雖然我們不知道兩批素未謀面的陌生人交流了甚麼，但從結果來看，日本人還是很樂意與葡萄牙人接觸、見面，以及展開貿易關係。

飛能便度（Fernão Mendes Pinto）在《遠遊記》（Peregrinação）稱自己是最早抵達日本的葡萄牙人之一，但他的著作因內容誇大而引起懷疑。（圖片來源：Wikicommon）

　　儘管日本並不像馬可孛羅描述那樣遍地黃金，但島上卻出產比黃金更珍貴的東西——白銀。雖然白銀對日本人本身意義不大，但對於以白銀為貨幣的國家就等於發現大寶藏一樣，例如中國。由於明朝與日本之間因政局而中斷貿易，葡萄牙人於是擔當兩國的貿易代理人的角色。自發現日本後，葡萄牙人的帆船搭載來自中國的絲綢和貨物，來到日本九洲經商，開始了這段「南蠻貿易」；而在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後，「南蠻貿易」更成為澳門城早期繁華的基石。

前往日本貿易的葡萄牙商船，又被日本人稱作「黑船」。（圖片來源：Wikicommon）

　　葡萄牙人與日本人的接觸，不但只是貨物上的交換，與此同時是人與人的交流。在大黑船上，除了有穿著光鮮的商人之外，也有身穿黑衣的耶穌會士，這些傳教士看到了日本人信奉福音的曙光。


遠東聖徒的來訪

方濟各．沙勿略向葡萄牙國王若昂三世（João III）請求前往亞洲傳教。
（圖片來源：Wikicommon）

　　在葡萄牙船隻首次抵達日本的同一年（1542年），耶穌會士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也登上印度的土地。

　　「愈顯主榮」，這是沙勿略的好友依納爵（San Ignacio de Loyola）創辦的耶穌會所定下的格言。在十六世紀的歐洲，宗教改革的浪潮威脅教廷的權威，新成立的耶穌會以作為「反宗教改革」的一員，不但在歐洲創立學院和學校，培訓人材對抗基督新教的修會，同時把天主教向新發現的亞洲、美洲等地傳播，把上主的榮光照耀到世界各地，而沙勿略成為耶穌會派往亞洲的首批成員之一。

　　1542年抵達印度後，沙勿略為大批民眾施洗，他更稱在一個月內有上萬人付洗，似乎不久印度將成為天主教的地區，但他卻發現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雖然印度有大批歸化信徒，但傳教士們並不懂印度的語言和文化，只能依靠翻譯，使他們無法了解當地人的信仰、生活習慣和內心想法，大批印度天主教徒甚至連禱文的意思、天主是甚麼也不了解，使沙勿略對印度的傳教工作倍感挫敗。

沙勿略在葡屬印度都城果阿傳教（圖片來源：Wikicommon）

　　一時的失望並未擊潰沙勿略的熱誠，他其後轉到東南亞傳教，並在1547年在葡萄牙控制的馬六甲遇上日本人彌次郎，他因為犯下殺人罪而逃離家鄉，透過遠東的貿易網絡輾轉來到馬六甲。就這樣，兩個原本生活在地球東西端的人在馬六甲相遇，沙勿略向彌次郎講述上主的福音，而彌次郎向沙勿略介紹自己的故鄉。彌次郎之後受洗，成為第一位日本天主教徒，沙勿略亦燃起向日本傳教的希望。

　　不過，傳教事業可不能靠一時的熱誠，沙勿略也吸取在印度的教訓，他在1549年決定隨葡萄牙人的商船前往日本，考察福音能在這片陌生的土地傳播。


沙勿略在日本

聖方濟各．沙勿略（圖片來源：Wikicommon）

　　在1549年8月15日，這天是聖母升天日，沙勿略和兩位耶穌會士登上池端彌次郎的家鄉——鹿兒島，標誌天主教在日本傳教的開始。

　　儘管這些外國人衣著簡陋，卻受到統治當地的大名【2】島津貴久的熱情招待，甚至允許沙勿略公開傳教。在島津貴久眼中，他是把天主教視作一支佛教，但隨著相處日久，耶穌會士與佛教僧人之間出現嚴重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島津貴久原本計劃藉耶穌會士讓葡萄牙人在鹿兒島設立商館，但計劃卻落空。最終，島津貴久停止沙勿略在其領內傳播，這成為天主教在日本的首次挫敗。

　　不過，初次的失敗沒有使沙勿略消沉，他反而有一個更宏大的計劃——謁見天皇，讓他皈依天主教，從而令全國民眾成為基督的信徒。在1551年，沙勿略抵達天皇居住的京都，但千里迢迢的艱苦旅程卻換來一次「閉門羹」，天皇拒絕接見他，他們只能返回九州。

　　雖然沙勿略連番受挫，但他的手上仍然有一張「王牌」——貿易，透過與葡萄牙人貿易的經濟誘因，一些大名願意讓耶穌會士在自己的領地內傳教，如大內義隆、大友宗麟等。

大內義隆。在沙勿略的京都之行失敗後，在1551年謁見大內義隆，獲得在山口傳教的許可。（圖片來源：Wikicommon）

 

大友宗麟，為九洲地區的其中一位大名。他早年皈依禪宗，在1551年結識沙勿略，並允許天主教傳道，而他在1578年受洗，成為一名吉利支丹。（圖片來源：Wikicommon）

　　在日本的三年時間，沙勿略發現在傳教有著眾多困難，不但是人員和物資不足的問題，還有是日本文化深受中國的影響力。有次，一名日本人質問沙勿略：「如果你們的宗教是真理，為甚麼作為一切智慧之源的中國人沒聽到它呢？」這使沙勿略萌生先讓中國人皈依天主教的想法。

　　在1551年12月，沙勿略登上前往印度的船隻，原本計劃返回果阿，為日本傳教的準備工作，但在途中得知一批葡萄牙人囚禁在中國，他們向葡萄牙國王建議出使中國。沙勿略於是改變計劃，轉為進入中國傳教，而第一步是與日本一樣，先進入中國了解情況。在1552年，沙勿略來到廣東的上川島，打算進入中國傳教，卻在這座荒蕪的島嶼上病逝。

　　雖然沙勿略的傳教不能算是成功，但他卻把天主教帶到這座遠東的國度。隨著葡萄牙人在1553年至1557年間入居澳門，日本天主教也與這座港口結下緊密的關係。


在戰國中的危與機

　　沙勿略在上川島逝世後數年（1553至1557年），明朝允許葡萄牙人入居澳門，澳門不但成為與日本貿易的港口，也成為遠東的天主教傳教基地。自此之後，多位耶穌會士承接「遠東聖徒」的腳印，乘坐葡萄牙商船從澳門來到日本。

　　在耶穌會士的努力和南蠻貿易的支撐後，天主教在日本九州萌芽，但傳教士該如何讓更多日本人改信天主教呢？

　　從印度和日本的經歷中可見，語言是傳教士與異國民眾一大隔閡，透過翻譯來傳教往往造成更多誤解，克服語言問題成為首要解決的事情。在1556年，耶穌會士維萊拉（Gaspar Villela）抵達日本，他認為必須學習日本語，了解日本的文化，才能向民眾佈道。之後，耶穌會士在日本傳教的首要工作，就是學好一口流利日語。

　　當然，學懂日語不但利於傳道，也便於進入日本統治階層的圈子。在1565年，年輕的耶穌會士佛洛伊斯（Luís Fróis）來到京都傳教時，就與日本實質的統治者——幕府將軍足利義輝接觸，並得到將軍的允許，讓耶穌會在國內傳教。可惜，日本正處於「戰國時代」，幕府的威權盡失，各地大名崛起割據一方，耶穌會即使幕府的支持，但對傳教事業沒有太大幫助。

葡萄牙人的火繩槍傳入日本後，武將們研究如何使用火槍，如這圖是稻富祐直開創的「稻富流砲術」。（圖片來源：Wikicommon）

　　不過，日本的戰國時代並不是只有困難，亦同時給予耶穌會難得的機遇。對於戰國大名而言，與葡萄牙人的貿易不但能給予豐厚的財富，也能取得西洋的「鐵炮」（火繩槍），能夠大大增強實力。為了爭得與葡萄牙人貿易，一些大名更接受洗禮，改信天主教，如大村純忠、有馬晴信、沙勿略的好友大友宗麟等，令九州的天主教事業逐漸壯大。當然，對日本的百姓來說，無止境的戰火使他們的生活飽受折磨，這也使不少活在水深火熱的人接受天主教，這也是為何天主教能在日本迅速壯大的原因。

天正遣歐少年使節團

天正遣歐少年使節團的主要成員，包括范禮安（中）、正使伊東祐益（右上）、正使千千石清左衛門（右下）、副使中浦朱利安（左上）和副使原馬蒂諾（左下）。
（圖片來源：Wikicommon）

　　自十六世紀中葉，葡萄牙人漸漸地在中國和日本建立貿易，耶穌會士也開展傳教工作。然而，中國和日本遠離印度天主教教區，因此羅馬教廷在1576年成立澳門教區，管理中國、日本、越南等地的天主教事務。另一方面，遠東傳教的主力——耶穌會也派出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擔任遠東觀察員。雖然被稱作「觀察員」，但實際上卻是中國和日本傳教區的主導者，而他確實對中國和日本日後的傳教事業有重要的影響。他在1578年抵達澳門後，就要求羅明堅和利瑪竇好好地學習中文，而語言成為日後耶穌會士進入中國的必修課。

　　不過，范禮安對日本傳教事業更為重視，但他們需要投入更多人力物力，為此他組織一支日本使團前往歐洲，向歐洲各國展示耶穌會在亞洲傳教的成績。這支使團是從耶穌會在日本創辦的學校中選出幾位少年，其中正使伊東祐益和千千石清左衛門是吉利支丹大名——大友宗麟和大村純忠的代理人。

　　天正遣歐少年使節團【3】在1582年從長崎出發，經過澳門、馬六甲、果阿等貿易港口，在1584年抵達里斯本，這是日本人首次踏足歐洲。當然，這支使團的行程非常緊湊，先前往馬德里謁見西班牙（兼葡萄牙）國王腓力二世【4】，再前往羅馬謁見教宗，還有遊歷意大利的城市。直到1586年，他們從里斯本出發踏上歸國之路，帶著活字印刷機和西洋樂器等物品返回日本。

　　經歷八年的旅程，范禮安與天正遣歐少年使節在1590年一同抵達長崎港，然而在他們離開日本的這段時間裡，這個國家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日本幕府開始把天主教視作敵人……


在澳門的神學院

　　在1587年，當時范禮安與天正遣歐少年使節團完成在歐洲的行程，帶著支持和希望返回日本，期待日本天主教能茁壯成長，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這一年日本傳教事業卻走向下坡。到底發生甚麼事情？

　　首先，范禮安得知長久以來支持耶穌會的大名——大村純忠和大友宗麟在1587年相繼逝世。然而，真正巨大的壓力是日本政局的巨變，大名豐臣秀吉擊敗敵對勢力，成為日本實質的統治者，但與之前統治者的態度不同，豐臣秀吉擔心天主教的勢力，並且發起叛亂，因而在1587年發出「伴天連追放令」【5】，限制天主教傳播，一些天主教大名更放棄天主教，如大友宗麟的兒子大友義統。這項命令並未阻絕天主教的傳播，但成為日後迫害天主教和禁教的先兆。

豐臣秀吉，日本天主教在其統治期間開始受到限制，其後更迫害傳教士和教徒。
（圖片來源：Wikicommon）

　　雖然范禮安在禁令後再次踏上日本，豐臣秀吉也以禮相待，但范禮安因形勢變得嚴峻，而不得不作調整。他考慮到日本傳教事業在將來可能日漸惡化，認為有必要在日本之外的地方設立離岸基地。在1592年，他決定在澳門成立一所神學院，作為培養中國和日本的神職人員。之所以選擇在澳門，既是因為澳門連接日本的貿易港，不但保持交通往來，並且能透過貿易提供資金，萬一日本的局勢趨向惡化，澳門的神學院也不受影響。此外，他認為日本學生應該遠離家鄉，與耶穌會士們一起生活，才能培訓成優秀的神職人員。

　　范禮安在澳門創辦神學院的計劃是非常宏大，但同時也受到印度教區的上司和耶穌會士（包括日後聖保祿神學院首任院長孟三德）的反對，但在他的堅持下，這座神學院終於在1594年成立，被稱作聖保祿神學院，也是中國第一所西式高等學府。對於神學院的目標，范禮安在寫給神學院學院的訓誡中提及：「該神學院是日本（教會）的一個機構，創設它的主要目的，是以此幫助日本的耶穌會和基督教界，同時支持中國的傳教活動。」

　　這所在中國土地為日本和中國傳教開設的天主教神學院規模不小，在落成初期一度引起明朝官員懷疑，以為葡萄牙人的堡壘。神學院除了有人人皆知的天主之母教堂（大三巴牌坊的前身）外，學院被一道夯土牆包園，使修士們與世俗分隔，專心一意地學習。若想進入學院，就要從教堂右側的入口門廊進入，神學院內有教學樓、飯堂、收容所和禮拜堂等設施，供修士們在此學習和生活。另外，神學院還有庭園、印刷所、圖書館、藥房和診所等多元的設施。

　　耶穌會創辦人聖依納爵．羅耀拉認為知識是對抗異端的利刃，所以辦學興教是耶穌會創立以來非常重視的一環，更把學校的規定寫在耶穌會會憲上，而這成為范禮安制定神學院課程的基礎。在眾多課程中，拉丁語是最重要、也是入門科目，因為這是學習神學的必要語言。然後，學生還要修讀教養科（哲學和人文課程）、倫理神學和教理神學。

雖然天主之母教堂在1835年被燒燬，但教堂右側的神學院建築仍然未徹底摧毀。
（圖片來源：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Visualizing Cultures）

　　當然，學生們上課可不是只有坐在課室聽書，他們也參與討論和辯論，而這些皆是為日後的「石上考試」作準備——考生將坐在石上，在院長、講師、學者和修士面前作答辯，順利通過考試後才能畢業。不少日本青年遠離家鄉，來到澳門的聖保祿神學院學習，然後心懷抱負和信念返回家鄉開展傳教工作，但可惜在那裡卻面對各種苦難和迫害，更為信仰而犧牲。


一場船難與二十六名殉道者

　　在大三巴牌坊背後是天主教藝術博物館，在館內展示一幅非常駭人的畫作：圖中呈現二十三名天主教徒被掛在十字架上處死，就像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這幅畫的真跡現時收藏於澳門主教公署內，在1640年由議事會出資找人繪畫，它講述日本天主教史上的一件大事——長崎二十六聖人殉道的事跡。

位於天主教藝術博物館的長崎聖人殉道圖複製品

　　豐臣秀吉在1587年下達《伴天連追放令》後，限制天主教在日本傳播，但沒有立即進行迫害，甚至與一些耶穌會士保持友好關係，其中擔當「通譯」（翻譯）的耶穌會士陸若漢（João Rodrigues Tçuzu）。顯然地，豐臣秀吉初期仍對天主教留有一絲容忍，但多年後為何殘酷地處死天主教徒呢？首先，日本曾經多次爆發宗教叛亂，其中「一向宗」（一支日本佛教派系）的叛亂更是自立為國，堪稱大名們的惡夢，這也使日本統治者對各個宗教勢力非常警戒，特別是迅速壯大的天主教。然而，一場船難把豐臣秀吉的憂慮帶到另一層次。

　　在1596年，倒楣的西班牙商船「聖菲利浦號」（San Felipe）因接連遭遇颱風，最後飄流到日本四國島的灘頭。在那個時代，船難後即使沒有人員傷亡，他們登岸後也要面對命運的考驗，特別是地方統治者的態度。當時，土佐大名長宗我部元親【6】雖然讓「聖菲利浦號」的人員登岸，但他表示按照慣例，船上的財物必須充公。

　　這種似乎「打劫」的行為，西班牙船員理所當然地作出反對。不久，豐臣秀吉的家臣增田長盛來到四島，船員們向增田長盛抗議，他們拿出一幅世界地圖，展示西班牙征服了大片土地，統治著龐大的帝國，日本在西班牙面前不過是個小小島國罷了！與此同時，船員還「透露」西班牙國王征服的方法：他會先派出傳教士到一處地方傳教，待當地的人改宗後，就會派遣軍隊征服當地，佔領那個地方。

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他在1580年起兼任葡萄牙國王，其帝國版圖包含歐洲、非洲、亞洲和美洲的地方，被冠以「日不落帝國」。（圖片來源：Wikicommon）

　　「聖菲利浦號」的船員原本想吹噓西班牙國王的強大武力，希望迫使日本讓步，但增田長盛得悉西班牙人可怕的陰謀後，立即向主公豐臣秀吉稟報事件。自沙勿略踏足日本後，天主教在日本迅速傳播起來。當時，不只是耶穌會，方濟各會亦在日本活動。

　　自西班牙國王在1580年兼任葡萄牙國王後（即葡西合併），西班牙的修會也紛紛進入一直屬於耶穌會的亞洲。相較於新興的耶穌會主打統治階層和貴族的策略，「老派」的方濟各會更採用傳統的「自下以上」傳教方式，公然在街上佈道，而他們的傳教範圍亦不侷限於九州，也進入了京都和大阪等重要城市。在豐臣秀吉來看，敵人的間諜已經深入日本的心臟，危及到他的統治，可謂岌岌可危！

　　有見及此，豐臣秀吉不但重申禁教令，還下令逮捕在京都和大阪的天主教傳教士。結果，七名方濟各會士和三名耶穌會士先後被捕，與這些教士同行的信徒們（共十四名）也無所幸免；在他們當中，最幼小的是十二歲的類思．茨士和十四歲的多默．小崎，他們都是日本天主教信徒。這些人被帶到京都削去左耳，並且遊街示眾。

　　然而，這些人的苦難並未就此結束，豐臣秀吉下令把囚犯從京都押送到長崎處死。這何謂一條地獄般的苦路，信徒們忍受到刺骨的風雪，橫越日本近一半的國土。雖然如此，兩名天主教信徒不惜隨同隊伍照顧傳教士，而他們也同樣地被逮捕。

　　在1597年2月5日，二十六名信徒被帶到長崎西坂山上。為了警告民眾和葡萄牙人，他們採用日本最殘忍的「磔刑」處決——受刑人被捆綁在十字架上，然後劊子手們把長矛翻覆刺進他的身體，讓他痛不欲生地死去。

1628年繪的日本長崎二十六聖人殉道畫作（圖片來源：Wikicommon）

　　長崎二十六人殉道的事件被寫成報告，經過葡萄牙人的航線，迅速傳回歐洲，而效果也是豐臣秀吉所期望，歐洲人不再認為日本人像天正遣歐少年使團般虔誠信仰天主教，而是會作出殘酷迫害天主教徒的事。往後，一些描繪日本的地圖或繪畫中出現掛在十字架上的天主教徒，可見這件事件成為震撼歐洲人的事情。


大迫害時期

　　二十六名殉道者的鮮血，只是日本天主教徒被迫害的第一滴血……

江戶幕府開創者德川家康，結束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日本戰國時代。

（圖片來源：Wikicommon）

　　一年後（1598年），豐臣秀吉病逝，日本再次捲入戰火中，最終由大名德川家康統一全國，並獲天皇冊封為「征夷大將軍」，結束日本漫長的戰國時代，開創江戶幕府統治的時代。與之前的統治者一樣，德川家康依舊重視南蠻貿易，維持與葡萄牙人的貿易，甚至讓關係友好的陸若漢繼續擔當通譯一職，凡涉及南蠻貿易的事務，都會向陸若漢諮詢再作定論。儘管德川家康對耶穌會和葡萄牙人初期保持不錯的關係，但豐臣秀吉發佈的禁教令仍然沒有取消，其後關係更與「慈悲聖母號」（Nossa Senhora da Graça）一起沉入海中。

　　在1607年，一批獲得「朱印狀」【7】日本人在澳門被殺，其後葡萄牙商船「慈悲聖母號」在1609年前往日本貿易，事情揭發後招來幕府報復，葡萄牙商船最終自爆在長崎港。由此可見，得罪這位大將軍可能會招來非常可怕的報復。除此之外，西班牙人、英國人和荷蘭人先後抵達日本，並獲得官方的優待，甚至在日本成立商館，這也意味著江戶幕府隨時能找到另一批外國人取代麻煩的葡萄牙人，令南蠻貿易不再是葡人維持與日本關係的「底牌」。

　　在「慈悲聖母號」事件後，德川家康對天主教徒的處理轉為嚴密禁止。他發現九州大名有馬晴信是名天主教徒，並且提供庇護給教徒，因而下令有馬晴信自殺。曾經得到重信的陸若漢也在1610年因失去德川家康的信任而被離開日本，轉到澳門從事在中國傳教工作。在1614年，江戶幕府再次宣佈禁教令，但仍然有傳教士偷偷乘搭商船進入日本，包括從澳門聖保祿神學院培訓的傳教士。

1622年「元和大殉教」（圖片來源：Wikicommon）

　　1622年，兩位傳教士被揭發扮成商人乘搭朱印船到日本，被捕的船長和傳教士處以火刑【8】。江戶幕府隨即大肆搜捕和迫害天主教徒，在1622年9月10日於長崎西坂上（二十六聖人殉道的同一地點），把五十五名天主教徒處以火刑或斬首，包括耶穌會士斯皮諾拉（Carlos Spinola），他是天主之母教堂（大三巴牌坊前身的教堂）的設計者。這次「元和大殉教」，是日本史上殺害最多天主教徒的事件。


島原之亂

　　一批日本天主教徒被帶到官員前，差役把一塊刻有聖母或耶穌的鐵板放在教徒前，命令踩踏這塊神聖的聖像上，這儀式被作「踏繪」，是江戶時代用作測試天主教徒的儀式。若受審者不願意踐踏聖像，則被視作天主教徒被捕受刑。

踏繪用的耶穌像

　　面對殘酷的迫害，不少天主教徒只能把信仰藏起來，躲在室內最隱匿的角落禱告。他們把天主教的聖母製作得像佛教的觀音菩薩像作祈禱和禮拜，而這類觀音像被稱作「瑪利亞觀音」。教徒們祈禱的念珠，也是把細小的十字架綁在長長的佛珠末端。這些教徒們用盡一切的方法就是遮人耳目，避開所有幕府的追查，把自己的信仰保留下來。

瑪利亞觀音像，雖然聖像看似觀音菩薩，但可以看到聖像胸前掛有十字架，這種聖像成為隱匿基督徒供奉的物品。

　　然而，日本教徒們的苦難並不限於宗教上，他們的生活上同樣過得非常痛苦。由於江戶幕府把葡萄牙商船限制在長崎和平戶貿易，使原先依靠南蠻貿易的九州大名的財源大幅減少，於是轉向領地內的百姓加徵稅收，加上九州的島原和天草地區發生天災，令農民的生活雪上加霜。

　　在1637年，一名農民因交不起稅金，妻人被官員追走，結果引發九州天主教徒的動亂。他們推舉十六歲的少年天草四郎為首領，各地的教徒和忍無可忍的民眾紛紛加入起義軍，並且佔領荒廢的城堡——原城為據點。儘管江戶幕府數次出兵鎮壓，但都無能成功，於是包圍原城，並且命令荷蘭東印度公司炮轟【9】。

天草四郎，他的生父為天主教大名小西行長的家臣，在島原之亂時被推舉為首領。

（圖片來源：Wikicommon）

　　被圍困在城內的起義軍飽受饑餓和炮火的折磨，傷亡慘重，最終幕府軍在1638年4月攻入原城，「島原之亂」被鎮壓。雖然幕府事後對施行惡政的大名問罪，但他們認為叛亂是受到天主教和傳教士影響，在1639年下令徹底中止與葡萄牙人的貿易。儘管澳門議事會在翌年（1640年）派出使團到長崎，希望日本重開貿易，但幕府不單沒有同意，甚至把使團人員處死。

　　自此之後，澳門與日本的南蠻貿易宣佈中斷。一批逃難日本的教徒躲藏在澳門聖保祿神學院背後生活，無法再返回日本。日本天主教似乎結束。


東洋的奇蹟

日本長崎的大浦天主堂，為世界文化遺產「長崎與天草地區的隱性基督徒關連遺產」的文物之一。

　　在1639年，日本的江戶幕府宣佈禁止與葡萄牙人的貿易和往來，這也意味吉利支丹斷絕與外界的聯繫。幕府改為與荷蘭人往來，因荷蘭人是信奉基督新教，且非常重視商業利益，沒有像葡萄牙人一樣派人傳教。自「島原之亂」後，日本再也沒有經歷大規模的戰亂，安然地渡過兩個多世紀。直到1853年「黑船」出現在江戶（東京），美國將領培里要求日本開國，翌年（1854年）日本同意要求，其後俄羅斯、英國、法國等也相繼與日本簽訂條約。

　　隨著日本向歐美國家開放，天主教也重新登上這片國土，在1862年巴黎外方傳教會派員在日本興建教堂，同年羅馬教廷把1597年長崎的二十六名殉道者冊封為聖人。經歷三年，位於長崎的大浦天主堂在1865年落成，這座教堂由於是供法國人使用，因而被稱作「法國寺」，但宏偉的教堂仍然吸引無數日本人來參觀。

珀蒂讓神父，他在1865年首次接觸日本的隱匿基督徒，並把消息傳回羅馬。

（圖片來源：Wikicommon）

　　在大浦天主堂啟用後的一個月，十五名長崎居民來訪，在堂內的珀蒂讓（Bernard-Thadée Petitjean）神父前來接待。在祈禱後，這些居民表明他們與神父信奉相同的信仰——歷經兩百多年，天主教並未在日本消失，一批日本天主徒的後裔在幕府的迫害下堅持信仰。珀蒂讓立即把發現信徒的喜訊向羅馬匯報，而教宗庇護九世更稱之為「東洋的奇蹟」。

　　雖然日本允許外國人建立教堂，但從未解除對日本天主教徒的迫害，信徒發現的消息傳出後，江戶幕府在1867年在長崎大規模搜捕隱匿基督徒，約3,400名信徒被捕和虐待，更有信徒遭殺害。即使明治政府執政，政府仍然宣佈嚴禁國民信奉天主教，被捕的隱匿基督徒分散流放在海島上。日本政府大肆迫害教徒，最終在1873年因歐美國家的壓力下解除禁令，國民可以信奉天主教，日本天主教迫害才劃上句號【10】。

位於長崎西坂的日本二十六聖人紀念館前的紀念碑，在1962年開館，紀念1597年在此殉道的二十六名天主教徒。

　　在1962年，長崎二十六聖人封聖的100週年，日本二十六聖人紀念館在西坂山上開幕，在紀念館內有一份來自澳門教區的禮物。在二十六聖人殉道後，教會把殉道者的遺骨保留作聖髑，當中日籍耶穌會士雅各伯．喜齋、保祿．三木和若望．五島的，他們的聖觸一度保留在澳門，直到澳門教區在1963把聖觸送往長崎。

　　值得一提，聖觸存放在刻有大三巴牌坊的銀色小盒內。在四百多年前，聖保祿神學院是日本天主教的海外基地，也是教徒們避難的歸宿。今時今日，在牌坊背後的墓室存放的日本教徒的遺骨，正是見證這段澳門與日本天主教的歷史。


註釋：

【1】日本天主教徒的稱呼，源自葡語的「Cristão」，即天主教徒，但在德川幕府禁教後被稱作「鬼利死丹」或「切支丹」。

【2】「大名」是日本領主的稱呼，他們忠於幕府將軍，並對自己的領地具有很大的管治權力。

【3】「天正」為日本的年號，從1573年至1593年為止。

【4】1580年起，西班牙王室兼任統治葡萄牙，直到1640年葡萄牙國王若昂四世（又譯「約翰四世」）復國為止。在這段時期，澳門與西班牙殖民地馬尼拉建立貿易，開闢了澳門與美洲的白銀貿易。

【5】「伴天連」是源自葡語中的「Padre」，即傳教士或神父，而「追放」則是指放逐。

【6】長宗我部元親是土佐大名，他依靠武力控制土佐所在的四國島，因此在豐臣秀吉派員之前，「聖菲利浦號」事件最初由長宗我部元親來處理。

【7】在1604年起，江戶幕府向特定商人發出特許狀，稱作「朱印狀」，持有者可從事海外貿易，而商船被稱作「朱印船」，這些日本商人主要在越南、菲律賓、柬埔寨等地貿易。朱印船制度直到1633年由幕府宣佈禁止。

【8】即「平山常陳事件」。事件起因是載有傳教士的朱印船在1620年前往日本的途中，遭到荷蘭和英國的船隊襲擊和搶劫，朱印船船長平山常陳返國後控拆遇劫，但英國人和荷蘭人則稱朱印船違規搭載傳教士，認為有理由「沒收」其貨物。案件直到1622年結案，平山常陳、傳教士和船員全被處死。

【9】荷蘭東印度公司在1627年因出使日本失敗後，公司為了維持與日本的關係，於是轉為以幕府將軍的臣屬自居，不但每年派員到江戶參勤，也要履行將軍交待的任務，如1638年炮轟原城的天主教起義軍。

【10】在明治政府解除禁令後，一批隱匿基督徒加入正規天主教會，但仍然有一些隱匿基督徒選擇維持原來的信仰，但現今這群體卻逐漸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