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城．回憶

（承上文） 月黑風高的晚上，澳門城內無人能眠，所有人皆默默地向上主祈禱及懺悔，祈求他們能順利撐過人生中最殘酷的一天。天還未有亮，士兵們在神父的帶領下，為聖約翰主保日（ Feast of St. John the Baptist ）進行彌撒，大家吃過聖餅並互祝平安。如果不幸身亡，希望都能帶著榮譽回到上主的手中。之後，士兵們拿著自己的火槍和刀劍作最後檢查，然後向自己的崗位進發。 今天的水塘，即昔日的劏狗環海灘。 破曉之時，「格羅寧根」號和「恩格爾斯．貝爾」號返回嘉思欄繼續進行炮轟。卡瓦爾略明白敵人會在劏狗環登陸，所以早已佈署150名士兵在那裡的壕溝中作防衛，由一位名為安多尼奧．羅德里格斯．卡爾瓦略（ António Rodrigues Cavalhino ，不是總指揮卡瓦爾略）的人領導；自己則留下少量守軍在城內。 這時的劏狗環海面上，出現了32艘配有佛郎機炮（ Swivels gun ）的小艇、5艘平底船和2艘「帕塔索」戰船（ Patachos ），在另外兩艘軍艦的炮火支援下向沙灘推進。劏狗環頓時被炮彈打到塵土飛揚，沙塵滾滾；泥沙被轟到半空中，為土地留下一個個彈洞。當荷蘭人快要登岸時，士兵開始用手上的火繩槍向敵人開火。為了讓其後的部隊能順利登陸，首批登陸的荷蘭人點燃了潮濕的火藥以製造煙幕。塵土加上煙幕，使葡兵不能瞄準敵人，某程度上是影響了他們。不過他們依然打死了40名荷蘭人，並在無意中打傷了他們的司令萊爾森的肚子。 可憐的萊爾森馬上被人抬回戰艦上，其痛苦的表情好像早已為戰事作了預言，而戰鬥指揮權落在魯芬手中。與萊爾森不同，魯芬是以商人出身，而不是軍人。對於戰場上唯一的專業軍事指揮的離開，這刻並沒有人意識到影響之大，不過當大軍從回「舊地」時，他們必定明白這次的影響。 雖然萊爾森中槍，依然無阻艦隊登陸的進度，現在荷蘭軍隊開始向戰壕裡的葡兵反攻。眼見大批敵人手持火槍和長劍撲過來，安多尼奧馬上下令從劏狗環撤退。葡兵撤退後，荷蘭軍隊馬上佔領壕溝作自己的防禦工事。魯芬看見敵人「弱不禁風」的樣子，在部隊還沒休息和補給的情況下，繼續向城市推進。他留下兩個連在海灘上作後勤，並在船上卸下三門火炮，把六桶火藥運到馬車上，然後浩浩蕩蕩地往南向澳門城區進發。 安多尼奧在撤退時命令羅德里格．費雷拉（ Rodrigo Ferreira ）帶30名士兵往東望洋

（承上文）          經過一夜的苦等後，澳門再次平靜地迎來另一天的日出。 面對這群遠道而來的艦隊，卡瓦爾略不斷在炮台上巡視，並不斷地鼓勵士兵要保衛城市至最後一刻。相反，荷蘭艦隊卻顯得比較輕鬆，因為這個規模的軍勢要拿下一座「空城」，真的是非常容易。艦上的軍官，主要是商人、船長和商人代表等，對戰爭這種「玩兒」抱著十分簡易的心態，特別是這場視為毫無風險的戰爭行動。相較之下，他們的下屬倒是非常認真，對他們言而，戰場是拼命而非「娛樂」的地方。 經過一天的商議後，萊爾森決定馬上進行進攻，以防耽誤時機。同時，他向兩艘英國軍艦道謝，並請求不是參加戰鬥，因為無必要為一場有把握的戰役與別人分一杯羹。艦隊司令一聲令下，所有人員都進入作戰狀態。這時為6 月23日 ，炎熱的中午。 嘉思欄炮台在19世紀初的面貌 下午兩時，嘉思欄炮台的守軍看到有3艘戰艦靠近岸邊，炮台軍官馬上下令炮手作準備，其他人員掩蔽並隨時準備迎敵。發動進攻的三艘艦為「格羅寧根」號（ Groeningen ）、「恩格爾斯．貝爾」號（ de Gallias ）和「勇敢」號（ de Engelsche Beer ）。「格羅寧根」號為艦隊中第二大的軍艦，容納多數士兵，是三艘軍艦中最具威脅的。相較之下，「恩格爾斯．貝爾」號和「勇敢」號則比較小型，兩艘均只有「格羅寧根」號的一半。 當軍艦駛至與嘉思欄炮台只有一炮彈射程之遠，水深只有5 米 半的地方，以船側面對炮台，形成很明顯的攻擊之勢。與此同時，艦隻也在炮台的射程之內，只是指揮下令開火，炮戰隨時一觸即發。這時，「格羅寧根」號上的士兵向葡軍大叫，要求他們立即投降，否則會殺死城內所有20歲以上的男人，然後蹂躪他們的妻兒。不過葡軍依然沒有投降的動靜，於是雙方開始互相炮擊。 雙方炮手忙過不停地上彈、開火。炮聲，有如雷聲般巨大而可怕。炮彈，有如閃電般在身邊擦過，也如暴雨一樣密集。炮台上，硝煙瀰漫，敵艦早已在煙霧中消失。無數碎石、塵土和彈片拍打炮台上的人。炮手和士兵不斷地咒罵敵人。炮台在炮火連番轟炸下不停地搖擺。敵方火炮數量遠比炮台多，所以葡軍一直處於挨打狀態。 邦特科（Willem Ysbrantsz Bontekoe），荷蘭攻澳艦隊「格羅寧根」號的船長。他記錄了艦隻在亞洲時的活動，包括1622年澳門戰役以及戰後在澎湖群島的情況。（圖片

（承上文）         面對敵人前所未有的威脅，澳門城內的居民早已歇斯底里似的準備，為這場「不可能避免的戰爭」作準備。的確，這時的澳門真的是幾乎毫無防備。雖然前文有提及在卡爾瓦略的指揮下，初步組成以四座簡陋的炮台為主的防線，以及一支小座船隊作海上防衛。不過，當時澳門的兵力只有150名，包括60名葡人及90名土生葡人，而且多數都是稍執火槍的民兵。不幸的是，這不利的情報早已被荷軍截獲，所以他們對戰事頗為樂觀。 17世紀葡萄牙駐亞洲士兵，主要以火繩槍、長矛和劍為武器。 哪麼中國政府的態度又如何呢？澳門兵力不足與中國有很大關係，因為一些葡兵在中國協助抵抗韃靼人（蒙古人）的戰事，其他的則在廣州為下次船期「進貨」。對於荷軍來犯，中國政府某程度上是關注的，並答應供應糧食支援及佈署軍勢，但不會直接派兵支援。此外，澳門城外的村莊在戰爭爆發前早已人去村棄，村民紛紛逃回家鄉或城內。因此葡軍從中國人得到的兵力支援可說是沒有的。 不過，天無絕人之路，葡人手中還有一些後援人員。不少居住在澳門的葡國商人都養了奴隸，包括來自非洲和東南亞的人。這些強悍而大膽的奴役數量不少，大約有百多人，執起武器後即可成為戰爭中強力的後勤兵力。另外，一群耶穌會修士在戰爭前夕抵達澳門，當中包括湯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及羅雅谷（ Padre Jerónimo Rho ）等日後著名的傳教士。他們人數不多，身穿教袍時更顯得「文弱書生」，但他們卻是精於戰術、炮術和戰鬥技巧，是名副其實的「上帝虔誠的戰士」。 湯若望，曾參與葡荷澳門戰役，其後為清高祖（順治帝）重用的耶穌傳教士。 6月22日 ，萊爾森的艦隊出現在澳門海域前，當中包括從巴達維亞出發的兩批艦隊（共12艦），以及率先到達澳門的荷英艦隊（共4艘）。雖然規模較原先計劃小，但其依然具威脅性。戰鬥隊伍共千人，當中有800人是登陸部隊，當中除了來自荷蘭的職業士兵，還有東南亞土著、日本人，甚至瑞士傭兵皆在其中， 與此時澳門不足400人的守軍成明顯差距。 當荷蘭軍艦出現之時，澳門城內出現一陣驚慌。婦女們紛紛走到聖保祿神學院，要求把錢財藏在學院內，希望在上主的庇佑和炮台的保護沒有任何財物損失。神父也答應一旦戰爭爆發，她們可以到教堂內暫避，即使面對死亡，也在上主的庇佑離去。同時，所有市民、奴役及

簡．皮特斯佐恩．科恩，領導荷蘭東印度公司步向黃金時期的總督。 （承上文） 寧靜的十二年就此過去，如其說是和平，倒不如說是為更大規模的戰事作準備。荷蘭東印度公司在1619年於巴達維亞（ Batavia ，即今雅加達）建立總部，而當時的荷蘭東印度總督為簡．皮特斯佐恩．科恩（ Jan Pieterszoon Coen ）。雄心壯志的他剛上任便遇上英國和當地土著的攻擊，更曾一度棄守巴達維亞，但很快奪回都城並驅逐了英國在該區的勢力。為發展公司海上事務，公司需要大量勞力，科恩看中中國的勞力，加上公司董事會再次要求與中國貿易，因此他決定為新一輪對澳門的戰事作準備。1621至22年間，科恩在領地組織攻澳艦隊，其規模遠比十二年前的強大，同時對澳門的形勢收集情報，並打算與英國聯手，務必將澳門納入荷蘭殖民地版圖中。 反觀澳門，對戰事的準備則顯得十分被動。眼看休戰協定快要結束，敵人將要兵臨城下，澳門的居民顯然是十分慌張。他們曾試圖建立一些防禦工事以抵禦海盜，可惜澳門是中國領土，中國政府一直不許葡萄牙人在澳門設防。與此同時，澳門並沒有守兵，唯一負責防衛的是中日貿易船隊司令（ Capitão-mor das Viagens da China e do Japão ）。火燒眉睫的澳門居民，只好向果阿和馬尼拉政府求援，果阿總督派出作戰經驗豐富的洛博．薩門托．德．卡爾瓦略（ Lopo Sarmento de Carvalho ）作戰事指揮，而馬尼拉則提供一些武器作支援。 卡爾瓦略是第二次出任澳門兵頭，抵澳後馬上分配人手並加強防禦。同時，澳門居民以「老招」收買中國官員以「批准」建立有限度的軍事設施，在嘉思欄（ St. Francis Fortress ）、燒灰爐（ Fortress of Our Lady of Bom Parto ）和媽閣山（ São Tiago da Barra Fortress ）建立炮台，而耶穌會修士也把火炮架設在聖保祿神學院（ St. Paul’s College ）的觀星台上，成為日後的「大炮台」（ Monte Fortress ）。四座炮台的設備非常簡陋，只能說是設有幾門大炮的平台。另外，卡爾瓦略還鼓舞士兵們，並親身參與建立工事，還陪同士兵在工事裡生活，把原先軍心大亂的士兵們從恐懼中冷靜下來。 17世紀的荷蘭戰船 1622年，休

17世紀時的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從交易所中人流可以看到當時的熱鬧情況。   （承上文） 如果葡萄牙與西班牙是靠拼搏精神而稱霸，那荷蘭則因自由貿易主義而成為新一代霸主。最古老的股票市場交易所，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 Amsterdam Stock Exchange ）、最早的跨國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都可見到荷蘭在生意上的精明頭腦，以及對貿易的重視。貨如輪轉的貿易，使荷蘭有「海上馬車夫」之稱號。 16世紀末期的荷蘭遠航船隊 在16世紀末，荷蘭人在亞洲出現，對當時葡萄牙與西班牙感到極大的威脅。里斯本當局馬上要求果阿總督加強所有堡壘及據點的軍事防禦，一旦發現他國船隻便立即阻止，並對所有殖民地的一舉一動要一清二楚。話雖如此，在遼闊但無組織性的領土中攔截荷蘭船隻，簡直是大海撈針。荷蘭人神出鬼沒地在殖民地出現、貿易，甚至爆發衝突，不僅加深了葡萄牙的擔憂，更影響他們的航線和殖民地，其中以印度尼西亞群島（ Indonesia ）的衝突最為頻繁。 印度尼西亞，與印度、中國和日本，同為葡萄牙極為重要的貿易點，以盛產香料而聞名，其中摩鹿加群島（ Maluku Islands ，又稱香料群島）最為重要。荷蘭人在摩鹿加群島與當地人貿易，無疑對葡萄牙是極為糟糕的壞消息。除此之外，東南亞一帶居民都是信奉穆斯林，葡萄牙人對這群眼中的「異教徒」的所作所為，早已令他們忍無可忍。荷蘭人看中這點，利用它與當地人結盟，並把這些葡萄牙殖民者驅逐。 1635年的東南亞地圖，由威廉．布勞（Willem Blaeu）繪製。（圖片來源：《文化雜誌》第75期，2010） 當然，作為另一個最重要港口的澳門也很難獨善其身。這處葡萄牙人花了近50年時間、金錢以及血汗，從中國租回來的土地，是對中國和日本貿易壟斷的基地。荷蘭人同樣明白中國和日本能帶來的財富，所以也希望中國政府能租用另一片土地作貿易。 在1601年，雅克布．范．內克（ Jacob Van Neck ）率領他的荷蘭船隊來到中國尋找貿易的機會，可惜未能成功，之後在中國漁船的指導下來到澳門水域。純粹是為尋求商機而來的 荷蘭人 ，派出兩艘小船在毫無防備下的情況下先後登上澳門。 對於突如其來的船隻，葡萄牙人大為緊張，於是他們馬上俘獲船上的水手。由於

歷史由鮮血編寫出來的。 戰爭彷彿是人類的詛咒，即使是被喻為「蓮花寶地」的澳門也不能置身事外 …… 澳門雖然是一座小城，但於世界的洪流中隨波逐流。戰爭早己不是小城的事，而是世界大事中的一章。 伊比利亞半島於1479年的地圖。圖中可見有早已結束戰爭的葡萄牙王國（綠色）、日後合併為西班牙王國的卡斯蒂利亞王國（Castilla，黃色）及亞拉岡王國（Aragon，紅色）、以及半島最後的穆斯林王國，格拉納達王國（Granada，橙色）。 15 世紀初期，伊比利亞半島（ Iberian Peninsula ）終於結束了漫長的戰事，回到基督徒的懷抱裡。此時，伊比利半島外的歐洲大陸還被戰火籠罩著：百年戰爭（ Hundred Years’ War ）及其後的玫瑰戰爭（ Wars of the Roses ）、鄂圖曼戰爭（ Ottoman wars in Europe ）、十三年戰爭（ Thirteen Years’ War ）、勃艮第戰爭（ Burgundian Wars ）等等 …… 葡萄牙與西班牙經過「收復失地運動」（ Reconquista ）後，國力正慢慢地恢復，和平亦給予她們認真思考未來發展的時間和空間。 「收復失地運動」中最關鍵的一刻：格拉納達國王向西班牙的斐迪南二世及伊莎貝拉女王投降，經歷近七個世紀的 「收復失地運動」終於結束。 位於伊比利半島內的她們，一直受制於半島三面環海的地形中，向內陸擴張的可行性不高，往非洲進攻又受到穆斯林國家的阻攔，所以只能望著浩瀚的大西洋慨歎。即使如此，兩國經過「收復失地運動」後，開始把精力和時間投放在大海以及背後的未知地帶。不過在大西洋航行遠比地中海困難，不但花費巨額，也要得到先進的地理及航海知識和技術，加上能乘風破浪的船隻以及勇於冒險和嘗試的船員，才能有機會尋找未知世界中的寶藏。 恩里克王子、華士古．達伽瑪和喬治．歐維士，為葡萄牙航海史上貢獻較大的人士。   葡萄牙在15世紀初已開始了這項嘗試，在恩里克王子（ Infante D. Henrique ，又稱航海家亨利）等皇室成員的大力支持下，多位探險家先後向已知非洲土地更南的海域前進。他們不但要克服海上致命的威脅，也要排除心理上的阻礙。經過多位君主和探險家的努力，華士古．達伽瑪（ Vasco da Gama ）終於在1498年抵達歐洲人

大西洋銀行澳門分行總部，為澳門第一所銀行，位於新馬路接壤殷王子大馬路。   （承上文）          作為昔日重要的商業中心，新馬路時也是重要的金融中心。大西洋銀行（ National Oversea Bank ）澳門分行總行，位於新馬路接壤殷王子大馬路（ Avenida do Infante D. Henique ）。建築雖在1926年建成，但銀行於1902年開始運作，為澳門服務了一個世紀多。在銀行出現前，澳門金融業主要是依賴當鋪和銀號，直到大西洋銀行在澳門成立分行為止。大西洋銀行，不但是澳門第一所銀行，也曾經是唯一一所發鈔銀行，於1905年首次發行「澳門幣」（ Macau Pataca ）。這打破了澳門沒有指定法定貨幣的亂局，為本地的經濟發展帶來新發展，但更重要的是能顯示葡萄牙對澳門的管治。即使澳門回歸，澳門幣依然是本地主要貨幣之一。從大西洋銀行總行大樓中，可見其經歷多少滄桑，亦可見澳門的金融發展可多麼的繁榮！ 昔日大豐銀號，為大豐銀行前身。         另外一所早期成立的銀行 —— 大豐銀行，也曾以新馬路為「基地」。大豐銀行，原為大豐銀號，由澳門華商何賢等人於1942年成立，並設於新馬路。在1972年，正式註冊為銀行，繼續以新馬路為「據點」，直至1997年遷至新口岸新填海區。由此可見，新馬路作為商業中心的同時，金融業一直支撐著它們的發展，兩者相輔相成下，形成今天新馬路的面貌。時至今天，新馬路依然有不少銀行分行、對換店等駐紮，其光輝依在。 今天的大豐銀行新馬路分行 此外，新馬路在澳門的政治舞台上也是重要的一角。民政總署大樓，作昔日的市政廳和澳門最古老的行政中心，見證澳門時代的交替：從葡人自治，至其後殖民統治，及日後澳門回歸。特別在議事亭前地發現的「一二．三事件」中美士基打（ Vicente Nicolau de Mesquita ）銅像被推倒一刻，澳門的殖民統治也隨之而搖搖欲墜。 「一二．三」事件前的美士基打銅像，因具殖民主義而在其後遭受破壞。         今天的新馬路仍然是澳門其中一處最繁華的地區。無錯，它是為澳門未來的繁華而開闢。它打破了澳門舊城的束縛，解放了澳門發展的潛力！花上十多年時間、十多萬澳門幣來計畫和整建，總算是成功的。如當初所希望的，新馬路發展為交通樞紐，亦連繫內港

昔日新馬路人來人往的情況 （承上文）            20世紀初，隨著新馬路的開闢，區內不論是衛生、生活或營商環境都大大改善，連帶附近的內港、「花園三街」和營地大街的商業活動更是有增無減。新馬路不僅只是重要的交通樞紐，也是新興的商業中心。在新馬路旁紛紛興建了商住混合型建築，像新加坡等地的店屋（ Shophouse ），以底層為商鋪、上層為住宅；正立面窄、而屋內深為特色。這些建築也具有嶺南建築特色 —— 「騎樓」，具備防風雨的功用，適合潮濕的嶺南地區建造。 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139號，141號及143號建築物翻新，包括修葺及改善工程，工程於1916年計劃。從施工圖則中，建築為歐美式風格。（圖片來源：澳門歷史檔案館） 早期的建築具歐陸風格，有拱劵窗洞、歐式花飾和百葉窗；於50年代後築成店屋則是現代主義風格。兩旁上百座店屋連起來時，在騎樓遮風擋雨下，遊人在店外的櫥窗外欣賞的貨品。接近內港店鋪多是蠔油店，美容店、手信店、電器行、金鋪、鐘錶店、服裝店、藥局、牛奶公司等等，均設在街道兩旁。該區亦有澳門最早的電影院 —— 域多利戲院和平安戲院，分別在設於1901年和1935年。在電視興起前，電影可是最佳的高級娛樂，特別是在購物過後。此外，新馬路一帶在當時也有很多舊式茶樓和酒樓，如在 十月初五 街（ Rua de Cinco de Outubro ） 的六國茶樓、冠男軒、遠來茶樓、大龍鳳茶樓，以及在議事亭前地的龍記酒樓。 冠男茶樓，昔日位於十月初五街（新馬路附加街道），現已遷至提督馬路。         新馬路同時在澳門博彩業發展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937年，傅老榕與高可寧成立泰興娛樂總公司以年餉180萬澳門幣，從豪興公司手中奪得第二次的博彩專營權牌。泰興公司以新馬路作為基地，把原於一九二八年建成的總統酒店，裝修成酒店與賭場兼有的「新中央酒店」。另外，泰興公司也在附近的福隆新街等地，設立瑞貞攤館、七炒齋攤館和白鴿票廠。「新中央酒店」，與當時新馬路另一座由霍寶材及吳偉庭興建的國際酒店，同為全澳最高級的酒店。在泰興公司壟斷博彩業期間時，為日後的博彩業帶來新發展，其重視配套設施的服務品質，大大加強博彩業的吸引力，傅老榕更被譽為澳門第二代「賭王」。 新中央酒店和國際酒店，位於新馬路，為昔日澳門最高級的酒店。

（承上文）          在新馬路開闢前，若想從南灣前往內港，只能步行穿越中區的「百街千巷」。即使是較闊的福隆新街和草堆街（ Rua das Estalagens ）也不過7 米 ，在今天來說只是一條狹窄的單向車路。路途上人山人海，比肩繼踵的情況是在所難免。如要乘坐馬車或汽車，則要繞過半個半島方可到達，或硬把車駛進巷內，可見當時區內交通是相當落後。 與此同時，區內房屋和商鋪十分擁擠，不論是生活或經營，環境是極為惡劣，試問像「沙甸魚」般在街上行走有何樂趣可言！再者，區內缺乏衛生設備和排水系統，加上通風不佳，街上傳出陣陣惡臭。中世紀時席捲歐洲的黑死病，正是在這樣的城市下蔓延，而中區是人口最為密集的地區之一，所以存在著極大的衛生隱憂。 《澳門半島平面圖，1889年》（"Planta da Peninsula de Macau, 1889"），顯示了新馬路開闢前的情況。（圖片來源：美國國會圖書館地理地圖部） 因此，當時的工務局在1903年提出在該區開闢新的馬路，以應付日益嚴重的衛生和交通問題，為城區貿易帶來新發展。對該區的徵地範圍是北至草堆街，南至福隆新街，東至大堂街（ Rua da Sé ），西至內港地區，後期更加徵大堂街至大西洋銀行附近一段。此外工程不只是開闢新道路，也是為擴闊營地大街、爐石塘街（ Rua de Camilo Pessanha ，因又稱庇山耶街）、新填街（ Rua do Aterro Novo ）和新涉頭街（ Travessa da Cordoaria ，今又名纜廠巷），可見其規模之大，而是一次大型舊區重整工程。 有趣的是，在工程簡介中同時指出，由於認為華人受益最多，因而建議由華人承擔主要開支，以減低政府龐大的開支，由此可見當時部分殖民者的心態和雙方之間的隔膜。但不是所有殖民者全是以己利為先，當時葡國殖民部部長亞美利打．庇盧（ Almeida Ribeiro ）同意動用15萬澳門幣開建馬路，所以澳葡政府也很「懂事」的以其名字命名新的馬路。不過因為「恩公」之名實在太難唸，所以絕大多數人皆以「新馬路」稱呼之。 新馬路工程第一階段（1911 - 1913）         工程始於1911年，直到1918年才正式竣工。工程共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於1911年至1913年進行

亞美打利庇廬大馬路，是澳門其中一條最重要的街道，是澳門交通的心臟。 要數澳門最知名的街道，相信是市民與遊客皆公認是新馬路（ Avenida da Almeida Ribeiro ）。由於它位於澳門半島繁忙的商業區，不少商店、銀行和公共機構都在此地建立，加上附近保留了不少歷史建築，使新馬路為少數能歷久不衰的街道。不過一個世紀以前，新馬路並不存在，直到了20世紀初才開闢出來。這次開闢把澳門開創了新時代，為未來發展引領至新方向。 昔日漁船停泊內港的景象         新馬路開闢工程始於1903年，這項工程在當時可說是開天闢地。不過在了解它的開闢過程，必先了解其開闢前的時代和環境背景。在19世紀末，內港及其附近街道是主要的貿易地點。當時漁業正步向「全盛時期」，由於內港是漁船的停泊和上貨集中地，因此那裡是漁欄主要的集中地。同時，內港也是主要的貿易碼頭，貨物多是從內港出口和入口。貨如輪轉、水花四濺、百帆飄揚是當時內港最常見，也是最振奮的情景。 褔隆新街在20世紀中期的面貌         除了傳統的漁業之外，三大邪業「黃」、「賭」和「毒」亦在十九世紀末迅速發展，尤以「花園三街」的福隆新街（ Rua da Felicidade ）、福榮里（ Beco da Felicidade ）和宜安街（ Travessa da Felicidade ，又稱福隆新巷）為最著名的紅燈區。昔日的福隆新街既有妓院、賭館和煙室，也有食店、餐館和酒店，由於「花園三街」是眾地中一流的，不少富貴和世家子弟皆來此地尋歡。即使夜幕垂簾，街道還是紙醉金迷，車水馬龍，琵琶韻音，夜夜笙歌 …… 今天的營地街市一帶依舊人來人往         另外，三街會館中的「三街」之一的營地大街（ Rua dos Mercadores ），同樣是非常興旺。舊營地街市在1949年建立前，營地街市早已以露天市集的形式存在了至少兩個世紀。由於接近內港，加上位處中區，昔日該區居民都來營地市集購買食物。一些酒樓、賭館和煙室也在市集附近建立。小販高喊聲，途人比肩繼踵，人來人往的情形，絕不比內港和「花園三街」遜色。 民政總署大樓，昔日為市政廳和議事廳         再者，中區在19世紀末是繁華的商業區外，同時自古已是行政和公共機構的集中地。市政廳（ L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