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護聖母教堂：唐人廟與澳門禁教風雲（三）

《澳門紀略》中的名為「唐人廟」的庇護聖母教堂，教堂附近除了聖保祿神學院外，還有「粵海關澳門關部行台」（圖的右側建築物），所以位置在關前後街一帶。（圖片來源：《澳門紀略》）

（承上文）

        受到皇帝諭旨所託，香山知縣張汝霖不敢有所怠慢，他馬上對華人來澳入教進行詳細調查。有關張汝霖的為人，中外文獻有南轅北轍的說法，在中文記錄上張汝霖是瞭解西方人並能以懷柔手段處理，但西方文獻所記載的是他以殘酷的手法審理傳教士。不論他有甚麼方法，張汝霖經過兩個半月的暗中調查後向朝廷稟報，而這份奏摺為當時澳門進教的情況提供珍貴的資料。

        18世紀中葉，澳門是一處華洋雜處的地方，華人進教可分為長期逗留或每年赴澳一次。長期居澳的教徒由於與葡萄牙人相處甚久，語言和生活方式漸漸地跟隨葡萄牙人。這些人中，部份人改穿洋服和娶葡人女子為妻，也有華人教徒在澳經營生意或成為工匠，甚至參與兵役。他們與葡萄牙人同居，並打扮成他們的樣子，也經常與葡萄牙人交流，以方便加入天主教。

        至於每年赴澳的教徒，他們會來到聖保祿神學院附近的「唐人廟」，即庇護聖母教堂。教堂經過兩次擴建後，由外國神父負責主持，其他華人教徒為協助。不但是專為華人傳教的地方，也是教友們聚集的地方，同時也具有慈善施藥的功能。教堂今年最重要的時間是四旬期（Lent），即復活節前共49日的齋戒期。南海、番禺、東莞、順德、新會和香山各縣居民在這段期間均會赴澳參與禮拜，節日過後部份人馬上回鄉，也有人逗留兩、三日。教徒們平日來到澳門，也會先到庇護聖母教堂禮拜。

        由於華人教徒的流動性較大，所以官員們難以得到所有教徒的名字。不過，張汝霖的奏摺中卻提及兩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教徒。一位洋名為「林咭吠嘰吵」的林先生，與兒子（洋名為「林亞離素」）和徒弟（洋名為「李燕那斯」）一同從事庇護聖母教堂的傳教事務。林先生居住在教堂內，以行醫為名；但凡華人前來進教，都會向林先生取經誦讀。此外，還有洋名為「安哆彌咽離吔」的周世廉，他是一艘洋船的船主，從事遠洋貿易，也已經娶妻生子。

        張汝霖在奏摺中也向朝廷提出消除進教之風的方法，他認為阻止教徒赴澳並非治本之法，只有關閉影響最大的庇護聖母教堂才是最有效的方法。對於赴澳進教之人，各縣官員要加以阻止，同時讓他們放棄信教，改過自新，否則加以重罰。若他們不能聚集取經誦讀，自然會漸漸離開天主教信仰。

        不過較為麻煩的是長期居澳的華人教徒，因為他們在澳門擁有資產和妻兒，而且與葡萄牙人相處甚久。若把他們馬上離開澳門並斷絕與葡萄牙人的一切關係，將會是十分困難。張汝霖建議可以因應情況而作不同的處理方法，如擁有負債的教徒給予一年時間償還，而有妻兒的可以待外籍妻子死後帶同兒女回藉等。另外，對外國人與華人的相處進行嚴格審查和記錄，這樣能解決華洋雜處的情況。

郎世寧所繪的《乾隆大閱圖》。郎世寧是為耶穌會的傳教士，但以宮廷繪畫師的身份侍奉康熙、雍正和乾隆三帝，在朝廷內他的地位極高，而他在澳門禁教事件中向皇帝求情。

        張汝霖的奏摺於1746年末提交，其後從廣東送至北京，上至高宗皇帝，下至兩廣督巡二府也閱過奏摺。清高宗在禁教的立場是較地方官員所執行的柔和，而他身邊已有不少耶穌會傳教士的身影。同時，他也不想激化中外兩國之間的矛盾，導致嚴重的衝突發生。再者，宋君榮（Antoine Gaubil）和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等耶穌會會士向皇帝求饒天主教，所以皇帝對澳門禁教一事較其他地方緩和。他下詔讓葡萄牙人自行關閉庇護聖母教堂，政府不會打壓他們的宗教，但不許再有華人信奉天主教，改過更新的「愚民」可以既往不咎。

（續下文）

參考資料：

• 吳志良、金國平與湯開建（2008年）。《澳門史新編（第四册）》。澳門：澳門基金會。
• 吳志良、金國平與湯開建（2009年）。 《澳門編年史：第二卷 清前期（1644 - 1759）》 。中國：廣東人民出版社。
• 郭衛東（2009年）。《從福安到澳門：1746 - 1747年的禁教案》。《文化雜誌（第71期）》。澳門：澳門文化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