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護聖母教堂：唐人廟與澳門禁教風雲（四）

關前後街的葡文名稱與庇護聖母教堂有關，相信教堂的位置在該區一帶。

（承上文）

        1747年（乾隆十二年）3月12日，香山知縣張汝霖發布告示，上有「為嚴禁愚民私習天主教，以安民夷，以肅法紀事。」，要求緝拿協助傳教的華人林氏父子，以及通知澳門總督將會派人封鎖庇護聖母教堂，而教堂內的物品請他們自行收回。另外，告示還要求華人教徒停止信奉天主教及赴澳進教，否則將受到重罰。

        八日後（3月20日），張汝霖派香山縣巡檢顧麟、縣丞顧嵩、澳門商人領袖蔡泰觀和蔡觀實來澳查封庇護聖母教堂。對於中國政府要求查封教堂，議事會（Leal Senado）原先是採取合作的態度，在收到諭旨後也沒有表露難色。不過，當時澳門主教羅沙（D. Hilário de Santa Rosa）對此大為不滿，認為中國官員的命令簡直是迫害，而議事會竟然願意接受命令。

        教會方面於是組成司鐸會議團與官員交涉，他們指出庇護聖母教堂並非官員所說由華人興建，而是葡萄牙人所建，並拿出相關文件作證明，但官員們卻一再重申教堂必須關閉。教堂的鑰匙在耶穌會會士羅安當（Loppez）手中，他與羅沙主教表示寧願交出人頭也不交出鑰匙。

在教會如此強硬的態度下，議事會一反服從的態度，反對中國政府封鎖教堂。議事會再次表示教堂非華人興建，希望官員們能格外開恩。若果中國政府必須封鎖教堂，即使要滅天主教，澳葡當局寧願回國也不能接受這項命令。至於林氏父子及其徒三人則早已逃跑，不知所蹤。交涉無果的香山官員們於3月24日帶同葡方的信函向張汝霖匯報。張汝霖讀過信件，立即以嚴厲口吻寫下《諭澳夷檄》回覆，令顧麟向澳葡政府宣諭。

        張汝霖先在文中重申，澳門是中國租借給葡萄牙人，是對他們的恩賜，而且澳門是作為貿易之用，非傳教及蠱惑華人。即使葡人建立教堂，也是出於尊重他們的宗教讓他們自用。他也表示封閉教堂是皇帝的命令及中國的事務，與葡人毫無關係，認為中方侵越葡方的許可權是無稽之談。至於葡萄牙人以回國作威脅，張汝霖指如果葡人選擇離開澳門，中方不會阻止他們，反而省了處理他們事務的麻煩，更以「天朝之厚福，聖主之至願也」來形容之。張汝霖最後還通知澳葡政府會在3月30日親臨澳門封閉教堂。

        議事會人士閱讀信函後立即冒出冷汗，看到張汝霖的回覆如此強硬，在無能和無奈中決定再次選擇與中方合作。不久張汝霖於3月30日來澳，巧遇當天為復活節，於是向他懇求寛限至明天。張汝霖也非鐵石心腸，決定寛限至明日，而自己到蓮峰廟休息。4月1日，張汝霖來到庇護聖母教堂前，在他面前的是葡人跪地求饒，有些人甚至淚流滿面。教堂內的聖像、經書和器具早已先由葡萄牙人拿走，而教堂在香山知縣和澳葡政府人員的見證下，正式關上大門。至於教案的爆發點福安，白多祿主教於5月26日被處死了，這場震驚全國及中西方的教案自此結束。

關前後街附近的大關斜巷及顯榮里，相信與庇護聖母教堂的位置有關。

        庇護聖母教堂的關閉，中葡雙方沒有再讓事件激化，即使葡萄牙可以借此事以「保教權」（Protectorate of missions）為由大動干戈，而教堂封鎖也沒有對華人赴澳進教有太大影響。新任香山知縣張甄陶在《澳門圖說》一文中，指出進教者在庇護聖母教堂關閉後，他們只是改到聖保祿教堂（Cathedral of St. Paul），可見禁教令未能阻止中國人入教。

不過庇護聖母教堂的封鎖，卻標誌澳門天主教衰落的前兆，在接下來的近一個世紀，耶穌會解散及教區混亂使澳門傳教事業陷入低谷。即使不斷有華人赴澳進教，教徒人數也屢陷低點，直到馬他主教（D. Jerónimo José da Mata）上任後才以望德堂坊為新華人傳教地點。

        庇護聖母教堂封閉後隨之而倒塌，新的建築物覆蓋在地基上，而教堂的記憶也漸漸地被淡忘。今天，只有關前後街（Rua de Nossa Senhora do Amparo）、大關斜巷（Calçada do Amparo）及顯榮里（Pátio do Amparo）三處地方保留與庇護聖母教堂的名字，而該區也符合印光任和張汝霖在《澳門紀略》一書中的記載。若果沒有這些痕跡，相信庇護聖母教堂會塵封在歷史的長河中。

（完）

參考資料：

• 吳志良、金國平與湯開建（2008年）。《澳門史新編（第四册）》。澳門：澳門基金會。
• 吳志良、金國平與湯開建（2009年）。 《澳門編年史：第二卷 清前期（1644 - 1759）》 。中國：廣東人民出版社。
• 郭衛東（2009年）。《從福安到澳門：1746 - 1747年的禁教案》。《文化雜誌（第71期）》。澳門：澳門文化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