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護聖母教堂:唐人廟與澳門禁教風雲(四)

關前後街的葡文名稱與庇護聖母教堂有關,相信教堂的位置在該區一帶。

(承上文)

        1747年(乾隆十二年)312日,香山知縣張汝霖發布告示,上有「為嚴禁愚民私習天主教,以安民夷,以肅法紀事。」,要求緝拿協助傳教的華人林氏父子,以及通知澳門總督將會派人封鎖庇護聖母教堂,而教堂內的物品請他們自行收回。另外,告示還要求華人教徒停止信奉天主教及赴澳進教,否則將受到重罰。
        八日後(320日),張汝霖派香山縣巡檢顧麟、縣丞顧嵩、澳門商人領袖蔡泰觀和蔡觀實來澳查封庇護聖母教堂。對於中國政府要求查封教堂,議事會(Leal Senado)原先是採取合作的態度,在收到諭旨後也沒有表露難色。不過,當時澳門主教羅沙(D. Hilário de Santa Rosa)對此大為不滿,認為中國官員的命令簡直是迫害,而議事會竟然願意接受命令。
        教會方面於是組成司鐸會議團與官員交涉,他們指出庇護聖母教堂並非官員所說由華人興建,而是葡萄牙人所建,並拿出相關文件作證明,但官員們卻一再重申教堂必須關閉。教堂的鑰匙在耶穌會會士羅安當(Loppez)手中,他與羅沙主教表示寧願交出人頭也不交出鑰匙。
在教會如此強硬的態度下,議事會一反服從的態度,反對中國政府封鎖教堂。議事會再次表示教堂非華人興建,希望官員們能格外開恩。若果中國政府必須封鎖教堂,即使要滅天主教,澳葡當局寧願回國也不能接受這項命令。至於林氏父子及其徒三人則早已逃跑,不知所蹤。交涉無果的香山官員們於324日帶同葡方的信函向張汝霖匯報。張汝霖讀過信件,立即以嚴厲口吻寫下《諭澳夷檄》回覆,令顧麟向澳葡政府宣諭。
        張汝霖先在文中重申,澳門是中國租借給葡萄牙人,是對他們的恩賜,而且澳門是作為貿易之用,非傳教及蠱惑華人。即使葡人建立教堂,也是出於尊重他們的宗教讓他們自用。他也表示封閉教堂是皇帝的命令及中國的事務,與葡人毫無關係,認為中方侵越葡方的許可權是無稽之談。至於葡萄牙人以回國作威脅,張汝霖指如果葡人選擇離開澳門,中方不會阻止他們,反而省了處理他們事務的麻煩,更以「天朝之厚福,聖主之至願也」來形容之。張汝霖最後還通知澳葡政府會在330日親臨澳門封閉教堂。
        議事會人士閱讀信函後立即冒出冷汗,看到張汝霖的回覆如此強硬,在無能和無奈中決定再次選擇與中方合作。不久張汝霖於330日來澳,巧遇當天為復活節,於是向他懇求寛限至明天。張汝霖也非鐵石心腸,決定寛限至明日,而自己到蓮峰廟休息。41日,張汝霖來到庇護聖母教堂前,在他面前的是葡人跪地求饒,有些人甚至淚流滿面。教堂內的聖像、經書和器具早已先由葡萄牙人拿走,而教堂在香山知縣和澳葡政府人員的見證下,正式關上大門。至於教案的爆發點福安,白多祿主教於526日被處死了,這場震驚全國及中西方的教案自此結束。
關前後街附近的大關斜巷及顯榮里,相信與庇護聖母教堂的位置有關。
        庇護聖母教堂的關閉,中葡雙方沒有再讓事件激化,即使葡萄牙可以借此事以「保教權」(Protectorate of missions)為由大動干戈,而教堂封鎖也沒有對華人赴澳進教有太大影響。新任香山知縣張甄陶在《澳門圖說》一文中,指出進教者在庇護聖母教堂關閉後,他們只是改到聖保祿教堂(Cathedral of St. Paul),可見禁教令未能阻止中國人入教。
不過庇護聖母教堂的封鎖,卻標誌澳門天主教衰落的前兆,在接下來的近一個世紀,耶穌會解散及教區混亂使澳門傳教事業陷入低谷。即使不斷有華人赴澳進教,教徒人數也屢陷低點,直到馬他主教(D. Jerónimo José da Mata)上任後才以望德堂坊為新華人傳教地點。
        庇護聖母教堂封閉後隨之而倒塌,新的建築物覆蓋在地基上,而教堂的記憶也漸漸地被淡忘。今天,只有關前後街(Rua de Nossa Senhora do Amparo)、大關斜巷(Calçada do Amparo)及顯榮里(Pátio do Amparo)三處地方保留與庇護聖母教堂的名字,而該區也符合印光任和張汝霖在《澳門紀略》一書中的記載。若果沒有這些痕跡,相信庇護聖母教堂會塵封在歷史的長河中。


(完)



參考資料:
  • 吳志良、金國平與湯開建(2008年)。《澳門史新編(第四册)》。澳門:澳門基金會。
  • 吳志良、金國平與湯開建(2009年)。 《澳門編年史:第二卷 清前期(1644 - 1759)》 。中國:廣東人民出版社。
  • 郭衛東(2009年)。《從福安到澳門:1746 - 1747年的禁教案》。《文化雜誌(第71期)》。澳門:澳門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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