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護聖母教堂:唐人廟與澳門禁教風雲(三)

《澳門紀略》中的名為「唐人廟」的庇護聖母教堂,教堂附近除了聖保祿神學院外,還有「粵海關澳門關部行台」(圖的右側建築物),所以位置在關前後街一帶。(圖片來源:《澳門紀略》)

(承上文)

        受到皇帝諭旨所託,香山知縣張汝霖不敢有所怠慢,他馬上對華人來澳入教進行詳細調查。有關張汝霖的為人,中外文獻有南轅北轍的說法,在中文記錄上張汝霖是瞭解西方人並能以懷柔手段處理,但西方文獻所記載的是他以殘酷的手法審理傳教士。不論他有甚麼方法,張汝霖經過兩個半月的暗中調查後向朝廷稟報,而這份奏摺為當時澳門進教的情況提供珍貴的資料。
        18世紀中葉,澳門是一處華洋雜處的地方,華人進教可分為長期逗留或每年赴澳一次。長期居澳的教徒由於與葡萄牙人相處甚久,語言和生活方式漸漸地跟隨葡萄牙人。這些人中,部份人改穿洋服和娶葡人女子為妻,也有華人教徒在澳經營生意或成為工匠,甚至參與兵役。他們與葡萄牙人同居,並打扮成他們的樣子,也經常與葡萄牙人交流,以方便加入天主教。
        至於每年赴澳的教徒,他們會來到聖保祿神學院附近的「唐人廟」,即庇護聖母教堂。教堂經過兩次擴建後,由外國神父負責主持,其他華人教徒為協助。不但是專為華人傳教的地方,也是教友們聚集的地方,同時也具有慈善施藥的功能。教堂今年最重要的時間是四旬期(Lent),即復活節前共49日的齋戒期。南海、番禺、東莞、順德、新會和香山各縣居民在這段期間均會赴澳參與禮拜,節日過後部份人馬上回鄉,也有人逗留兩、三日。教徒們平日來到澳門,也會先到庇護聖母教堂禮拜。
        由於華人教徒的流動性較大,所以官員們難以得到所有教徒的名字。不過,張汝霖的奏摺中卻提及兩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教徒。一位洋名為「林咭吠嘰吵」的林先生,與兒子(洋名為「林亞離素」)和徒弟(洋名為「李燕那斯」)一同從事庇護聖母教堂的傳教事務。林先生居住在教堂內,以行醫為名;但凡華人前來進教,都會向林先生取經誦讀。此外,還有洋名為「安哆彌咽離吔」的周世廉,他是一艘洋船的船主,從事遠洋貿易,也已經娶妻生子。
        張汝霖在奏摺中也向朝廷提出消除進教之風的方法,他認為阻止教徒赴澳並非治本之法,只有關閉影響最大的庇護聖母教堂才是最有效的方法。對於赴澳進教之人,各縣官員要加以阻止,同時讓他們放棄信教,改過自新,否則加以重罰。若他們不能聚集取經誦讀,自然會漸漸離開天主教信仰。
        不過較為麻煩的是長期居澳的華人教徒,因為他們在澳門擁有資產和妻兒,而且與葡萄牙人相處甚久。若把他們馬上離開澳門並斷絕與葡萄牙人的一切關係,將會是十分困難。張汝霖建議可以因應情況而作不同的處理方法,如擁有負債的教徒給予一年時間償還,而有妻兒的可以待外籍妻子死後帶同兒女回藉等。另外,對外國人與華人的相處進行嚴格審查和記錄,這樣能解決華洋雜處的情況。
郎世寧所繪的《乾隆大閱圖》。郎世寧是為耶穌會的傳教士,但以宮廷繪畫師的身份侍奉康熙、雍正和乾隆三帝,在朝廷內他的地位極高,而他在澳門禁教事件中向皇帝求情。
        張汝霖的奏摺於1746年末提交,其後從廣東送至北京,上至高宗皇帝,下至兩廣督巡二府也閱過奏摺。清高宗在禁教的立場是較地方官員所執行的柔和,而他身邊已有不少耶穌會傳教士的身影。同時,他也不想激化中外兩國之間的矛盾,導致嚴重的衝突發生。再者,宋君榮(Antoine Gaubil)和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等耶穌會會士向皇帝求饒天主教,所以皇帝對澳門禁教一事較其他地方緩和。他下詔讓葡萄牙人自行關閉庇護聖母教堂,政府不會打壓他們的宗教,但不許再有華人信奉天主教,改過更新的「愚民」可以既往不咎。




參考資料:
  • 吳志良、金國平與湯開建(2008年)。《澳門史新編(第四册)》。澳門:澳門基金會。
  • 吳志良、金國平與湯開建(2009年)。 《澳門編年史:第二卷 清前期(1644 - 1759)》 。中國:廣東人民出版社。
  • 郭衛東(2009年)。《從福安到澳門:1746 - 1747年的禁教案》。《文化雜誌(第71期)》。澳門:澳門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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