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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橋:小橋流水人家(一)

         要數澳門街的購物聖地,很多人會想到新馬路、水坑尾和高士德一帶。手飾、時裝和電子器材等物品都能找到,不少時髦男女喜歡到該區逛街。不過對老一輩和追求價廉物美的人言而,舊式商業區更符合他們的口味。今天的新橋區依然有很多商店,其貨物種類絕不遜色於其他商業區。雖然位於住宅區中,卻更突顯出它的人情味。新橋區的商業地位,可以追朔至百多年前。小橋流水、繁華市墟是古時新橋村的寫照…… 1889年澳門地圖,圖中顯示新橋村及蓮溪的位置。(圖片來源: 美國國會圖書館地理地圖部) 新橋,意為「新的橋樑」,即新橋村曾經有橋樑。築橋的目的不外乎是跨越障礙,那麼又是甚麼阻礙村民呢?從 1889 年的澳門地圖中,不難發現該區有一條小河。今天,新橋區內僅有座重要的建築還以小河的名稱來命名,名曰「蓮溪廟」。 蓮溪,因澳門古有蓮島之稱,故以「蓮溪」稱之。蓮溪原為西江的前山河的小支流。溪水入口處為大興街口( Rua de João de Araújo ,接壤提督馬路),往東流至石敢當行臺前,再往北沿渡船街( Rua da Barca )流。最後分成兩條支流,分別在墨山街( Rua de Martinho Montenegro )附近和竹林寺附近,其後溪水再分成其他支流,分散在田野中。 昔日蓮溪、「新橋」和「舊橋」的位置意想圖。 由於溪水進入澳門前,會先經過鹹淡水交界,所以溪水帶有鹹味,所以蓮溪又稱為「鹹涌」。村民一般不會飲用溪水,而是汲取井水作食用。不過,溪水依然能用來耕種,溪的兩旁均被開闢,以種植蒲草和馬蹄為主,當中以蒲草較為有名。蒲草不但能食用,也能用作養殖魚類和製作紡織品,所以新橋村出產的蒲草會運送到內地。當然村內也設有魚場,名為「新橋魚塭」;另外,村民也會種植水稻,但產量遠不及鄰村的。 當時村內的房屋多為簡陋的茅屋,分散在田野間,貌似「千島之村」。村民若要過河,主要有兩種方法,其一為築橋過河。相傳蓮溪上共有五座橋,分別位於大興街口處、橋巷( Travessa da Ponte )口處、脂花巷口處( Travessa do Goivo )、渡船巷( Travessa da Barca )口處,以及蓮溪廟前處。 當中,在脂花巷的木橋不幸地在 1874 年的甲戌風災中被毀掉,所以在橋巷另立一座石造拱橋。這條橋因而被稱為「新橋」,而被毀掉的為

「探索.廣州」後:王墓.家祠.紀念堂(下)

(承上文) 參觀過南越王墓博物館後,下午我們遊覽陳家祠和中山紀念堂。在前往陳家祠期間,筆者靜靜地觀望城市的環境。這座有「千年商埠」的古城,經過二千多年的歲月依然繁華,歷久不衰。摩天大樓和康莊大道,與悠久古跡和陳年民宅,形成對比而融合的情景。不過遊客大多都在「環境泡沫」( Environmental bubble )【註一】中活動,真實的廣州又是如何,需要更深入的探索。很快,我們到達了「羊城八景」中的「古祠流芳」。 「古祠流芳」陳家祠,為全國最古老的陳氏家祠,是傳統嶺南建築的大成。         廣州自南越國時期,一直是中國極為重要的商埠,是「海上絲路」的起點之一。商業發達意味著,不僅是貨回輪轉、財源滾滾來,也意味著文化上的交流和發展。文化與財富是密不可分的,兩者是相輔相成的關係,陳家祠正正是兩者的結合品。陳家祠,顧名思義是陳氏家族的祠堂。所謂「百行以孝為先」,孝敬父母長輩、拜祭列祖列宗,是天經地義。宗族系統自古已是維繫中國人的核心,「孝」正是系統中的脈絡,祠堂則是這種脈絡的實現。 陳家祠前廳屋脊上的獅子石雕,手工十分精細。         陳姓是十大姓氏之首,人數眾多。清末光緒年間,廣東七十二縣陳氏宗親合資在廣州興建祠堂。祠堂除了祭拜之用,也為廣州陳氏舉人在鄉試期間提供生活和溫習的地方,所以又稱「陳氏書院」。陳家祠可說是集嶺南建築特色之大成,以「三雕二塑一彩」最為著名,其手工之精緻細膩、鬼斧神工,非筆墨所能形容。裝飾品多是描述小說故事情節,具有很高的歷史和藝術欣賞價值。 象牙雕刻觀音像,為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的展品,工藝絕不遜色於陳家祠的雕塑。         陳家祠經過修復後,現為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展出多件民間工藝展品,包括陶瓷、雕刻和刺繡等,為這座古色古香的建築更錦上添花。澳門的鄭、盧兩宅可以學習這方面的文物活化例子。鄭、盧兩宅雖外表修繕完成,但未能「修復」原有的「地方感」( Sense of Place )。以盧家大屋為例,屋內不少房間竟是空無一物,與大屋的富麗堂皇和昔日澳門首富的氣勢,形成強烈的落差。鄭屋雖然不斷完善環境,但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至於陳家祠有四座廳堂是作為商業之用,對於其商業化的程度,則是見仁見智。 廣州中山紀念堂,為孫中山當臨時大總統的官邸,是嶺南建築從傳統邁向新發展的里程碑。   

「探索.廣州」後:王墓.家祠.紀念堂(上)

        筆者參加由旅院文化遺產學會主辦的「探索.廣州」一天遊活動,活動參觀城中三處地方:南越王墓博物館、陳家祠和中山紀念堂。由於是首次來訪廣州,所以對當地不太認識。雖然時間比較倉卒,但從中了解一些城市的歷史背景。         廣州作為廣東省會,是中國最大型的城市之一。「羅馬非一天築成」,廣州的歷史相當悠久,可以追朔至春秋戰國時代。當時楚國在今天廣州設立「楚庭」,廣州二千多年的歷史自此展開。其後秦始皇對百越發動戰爭並吞拼嶺南地區,但秦亡後使將領趙佗決定自立南越國,定都番禺(即今廣州越秀區),脫離中原政權。 西漢南越王博物館,為南越文王趙昩的王墓,與南越國宮遺址和木構水閘口遺址成為重要的南越國資料。 南越王墓為南越第二任國王趙昩的陵墓,為其中一處研究南越國歷史的最重要文化遺產,王墓中出土的文物提供大量實質的資料。南越國雖對西漢王朝稱臣,但從「文帝行璽金印」可以看到,國王對內則自封為帝,與獨立王國無異。同時,墓內出土的官璽也說明南越的政治制度及架構。 文王趙昩的「絲縷玉衣」,為現今中國唯一被發現的絲縷玉衣。 趙佗統治百越時,帶來中原先進的知識和技術;加上沒受到秦末亂局的影響,南越地區得以穩定發展。嶺南地區物產豐富,除了耕作水稻外,居民也會種植水果、捕魚和餵養畜牧,工具以青銅及鐵器為主。南越的手工藝術也非常進步,玉雕工藝上更是令人讚嘆,絲縷玉衣、角形玉杯及玉佩等都極緻的精品;此外,金器、銀器、青銅和絲綢方面的技術也是相當出色。軍事方面,南越軍隊採用中原軍隊的架構,武器也從青銅器發展為鐵器。另外,南越重視商貿,並早已與中亞等國進行海上貿易,墓內的舶來品見證當時早期「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 「葡萄美酒夜光杯」,是「角形玉杯」的最佳寫照。 杯為犀角形,是明代以前唯一具多種浮雕技藝於一身的工藝品。         以上所述,只是南越王墓帶出的資料中的小部份,而墓葬也說明當時醫藥、娛樂、生活狀況、葬禮儀式及生死觀等細節。考古發掘是歷史研究重要的來源,特別是缺乏文獻記錄的歷史。從遺物、遺跡和遺址中,人們可以直接了解當時的社會背景、文化和生活方式。它們是極為重要的社會、文化和旅遊資產,對社區有重要貢獻。不過考古發掘是必不能盲目進行,沒有十足的準備和明確的目標,只會為文物帶來無法彌補的破壞。 來自波斯的葯物和葯箱,為南越海上貿易

澳門.遺.村(序):澳門消失的古村

位於美副將大馬路的別墅與車房,大家有否留意到車房有類似村屋的建築物?          曾幾何時,中國南方有一座小村落,名為「濠鏡」,村落居住了十幾戶人家。他們各自開發自己的土地,以務農為生,生活簡樸,和諧共融。望廈一戶人住在村北,與住在村中的龍田為大戶;龍田宅旁有兩戶,分別名為龍潭和塔石;此外有不少散戶,如新橋、沙崗、涼水井、廬兜城等人都在村西;還有媽閣、燒灰爐和沙梨頭等住戶在村落的南面,因近海所以以海為生。另外在不遠的地方有兩座島,為「氹仔」和「路環」,分別住了卓家、三家、路環、九龍等小戶。 石屎森林裡往往存在一些過去的痕跡,這是新橋區內的僅存木屋。 有一天,一戶從自遙遠的國度流魄而來的人出現在村中,他們的膚色、語言和衣著有別,並自稱「葡萄牙」。他們經過長時間的交涉後,在媽閣和燒灰爐兩戶中生活,漸漸地發展起來。葡萄牙不久在村中築起圍牆並以此為界,自成一角地進行貿易。時間不經不覺地流逝,葡萄牙從開始回復他們本性,向其他村內住戶攻撃,自立為村落的擁有者。龍田家曾憤怒地對葡萄牙報仇,結果家破人亡,而其他住戶也很快遭到同一命運。 葡萄牙夷平各戶家園,在焦土上擴建自己的建築。昔日家園就此消失,住戶流連忘返。記憶經過時間無情的洗禮後,他們漸漸地遺忘自己的家…… 今天望廈、新橋、沙梨頭、燒灰爐等地,只見高樓圍地,而不見良田閒居;只聞車聲奔馳,而不聞街坊孩兒;只知地名何處,而不知其之故,哀哉!一些古村可能還在歲月中掙扎下,挨過一天又一天;但更多只能從昔日建築、遺物和地名,甚至古籍書本中,耐人尋味。澳門的古村,在澳葡政府的殖民主義,以及澳門政府的開發主義下,早已消聲匿跡! 遺跡或許只是過去的殘骸,卻引起至光耀的未來。 人聚成村,村合為城,城聯成國,城的歷史不能忽略村的故事。我們雖保留不少西式古建,並成功申請為「世界遺產」,但卻失去了更多的過去。本篇將尋覓澳門昔日的村落,包括已消失和將要消失,希望更多人能了解澳門被遺忘、被拋棄的過去…… (完)

寶信押:氹仔最後的舊式當鋪

         官也街( Rua do Cunha )和告利雅施利華街( Rua Correia da Silva )一帶是氹仔新興旅遊區,隨了不少著名餐廳和手信店在街道營運,附近亦有不少昔日氹仔村的文物,如三婆廟、龍環葡韻、嘉模聖堂、路氹歷史館等。沿著長長的街道行走,兩旁保留了不少舊式的村屋,當中包括一座外形突出的村屋,外牆的裝飾上刻有「寶信押」。 20世紀80年代的寶信押建築(圖片來源:黎鴻健,《氹仔情懷》) 寶信押位於福隆巷 1 號( Travessa da Felicidade ),稱其為押即本為一座當鋪。 它的建立年代難已考究,筆者訪問過一些年長的居民,從他們口中所言,相信是在 20 世紀初建成,可以確定的是,它是氹仔唯一保留下來的舊式當鋪。由於押為當鋪中為最小者,所以寶信押與德成按等相較時則明顯較小,但其防盜設備也毫不馬虎。寶信押的入口在側面,或多或少有「遮醜」之用,採用「三件門」門組。這種門組由矮門、趟攏門及板門,具有防盜、通風等功能。 門框和窗框採用花崗石,一些窗更以鐵枝加強防盜作用。除此之外,外牆上鮮艷的灰塑也反映,當時的設計者花了一些心思在建築的外形上。 寶信押的擁有者是為 陳亨 ,由徒弟兼員工梁蘇負責打理。除了寶信押之外,陳亨還有另一「寶」 —— 寶行金鋪。寶行金鋪位於寶信押附近,同為三層式建築。當時氹仔相信有幾所金鋪,除了寶行金鋪,還有一所名為「東盛」的金鋪。在澳氹大橋尚未建成的時代,寶信押及其他金鋪在當地金融業上擔當重要的角色。雖然澳門因作為「東方蒙地卡羅」而使典當業發展非常蓬勃,但它對社會和居民也有重要意義。當鋪能助百姓解決燃眉之急,也為商人提供急需的資金,對當地民生和經濟有著重要的作用。當時澳氹大橋尚未興建,加上 20 世紀初的社會動盪,更顯得這座當鋪在當時的重要性。 今天的寶信押與寶行金鋪            隨著 40 年代初,大量內地難民回流,以及局勢漸趨穩定,寶信押的生意開始出現衰落,不久便結束營業。結業後的寶信押,改建成一座普通住宅。今天,寶信押簡樸的美依然吸引了一些遊客把它作為攝影對象。純白色的外牆和鮮艷的招牌下,這座曾經服務氹仔舊街坊的當鋪,正慢慢地從記憶中消亡…… (完) 參考資料: 黎鴻健( 2010 )。 《氹仔情懷》 ,澳門:民政總署文化康體部。

《二十四城記》後:秋葉繁多,但根只有一條……

熾熱發紅的烙鐵、灰黑疲倦的面孔、髒亂混雜的車間、殘破落後的工廠,伴隨著嘈吵的機械聲及撞擊聲,與今天的高樓林立、富麗堂皇的二十四城,形成強烈的對比。它就是二十四城的前身—— 420 工廠。這個一個故事,透過八個小故事,講述二十四城及中國五十多年的故事。 《二十四城記》,與其說是電影,不如說是記錄片,透過三代人的故事看到 420 的歷史。新中國建立初期, 420 作為大後方的軍需品工廠,從瀋陽千里迢迢地遷至成都。隨著初期對軍需品的需求上升,工廠在 70 至 80 年代處於鼎盛時期。工廠簡直是不夜天,員工們不斷地加班工作,以青春、汗水和感情為國家服務。盛極必衰, 420 廠開始步上衰落,被迫從軍需品轉移生產民用品,但也未能扭轉衰落的命運。最後, 420 廠被華潤集團收購並發展為大型地產項目「二十四城」,成為歷史的一部分……電影不單只是記述 420 昔日的輝煌,也說出三代人對工廠、工人階級和對社會的看法,從而反映急速變化中的中國,以及引導我們對這一切的反思。 秋葉繁多,但根只有一條。 地方( Place )即有意義的空間( Space ),而城市是集體回憶和眾多不同故事的空間。當這種回憶消失時,只 是隨風飄泊的枯葉罷了,在風雨的摧殘後,墜落到地上化為塵土。 420 為工人以及他們的家人的凝聚點,它的拆卸使凝聚力和記憶消失,成為沒有意義的空間。 中國以五千年的文明自居,卻在短短五十年時間遭到嚴重破壞。以破壞來重新發展,以回憶換取金錢,就是今天中國的發展精神。「 一個只為錢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一個民族必須有精神。」中國正步向死亡,她的精神正在消失,成為沒有靈魂的活死人…… 我們是活著的故事,是告訴世人的故事。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故事總不能擺脫時世改變。《二十四城記》中的講述者只是普通人,並不是甚麼歷史專家和學者,但城市的回憶和時世的轉變,早以成為他們故事中的刻紋。八個受訪者的記憶,是能夠編寫成八個獨立的故事。故事之間的紋理,能有序地合併成城市的回憶,一個集體的回憶。          考古發掘和古籍文獻是研究歷史的主流資料,卻往往忽略了口述歷史,一種真實而獨特的珍貴資料。通過他們的故事,對歷史的理解會變得更深刻、更真實。可惜,發展使人與人的關係漸漸疏遠,透過溝通和回憶的口述歷史,更難以傳達下去、連繫下去。

關閘拱門:澳門與中國血脈相連的歷史(下)

1907年的關閘拱門,由澳葡政府興建,以取締昔日中國的城樓。 (承上文)          亞馬留「殉國」 21 週年,澳葡政府決定在原關閘城樓距離 300 米 處的,建造自己的「關閘」,於 1870 年 8 月 22 日 動土,並於 1871 年 10 月 31 日 完工。新閘門如今天所見是凱旋門式城門,刻有四個的日期,分別為亞馬留遇刺、白沙嶺事件和關閘拱門的動土及建成日。城門上也有葡軍炮兵和海軍徽章,以及葡國海軍艦隻的訓令:“ A PÁTRIA HONRAI QUE A PÁTRIA VOS CONTEMPLA ”,譯為「為祖國爭光,因祖國看著」,由葡萄牙軍隊把守。當關閘拱門建成後,葡人於 1874 年把舊關閘城樓夷為平地,城樓自此成為歷史。 關閘拱門上的四大「密碼」:分別是亞馬留遇刺、白沙嶺事件、關閘拱門動地日,以及落成日。         雖然關閘拱門取締了關閘城樓,但葡萄牙也沒有能力跟中國政府作對。澳門與中國血脈相連的事實,葡萄牙人是無法改變的。澳門 20 世紀三大事件中, 1922 年的「捷成事件」及 1966 年的「一二.三事件」,即使關閘不在,中國政府依然有能力控制澳門的局面及澳葡政府的決定。她依靠不僅是澳門生活線的控制,而是華人在澳門的勢力。只要澳葡政府稍敢露出殖民主義的爪牙,中國政府將號召澳門和內地華人威逼他們乖乖投降。 另一大事件, 1952 年「關閘事件」,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首次邊界衝突。 7 月 15 日 ,中葡雙方位於關閘邊界的守兵發生磨擦,士兵以開槍和手榴彈互相警示。 25 日時,葡方把邊界推至中國軍隊前,雙方由肢體衝突演變為武裝衝突,互相射擊並進行炮轟,翌日葡方關閉關閘,戰事暫時停止下來。不過兩日後,葡方再次對中方進行炮撃,兩方之間再次展開新一輪戰鬥。兩天的戰鬥中,葡方以較優的火力攻擊,造成中方較大的傷亡及損失;但經過長時間戰爭的中國軍隊,努力地抗擊敵人。 面對這個情況,中國政府決定以「古法」對付葡萄牙人,封閉來往澳門的邊界。三百七十多年來,葡萄牙最怕中國政府便出這「絕招」,只要閘門一關,他們只能坐以待斃。不久,澳門物價暴漲,形勢失控,只好向中國政府磋商。經過近一個月的商議,葡方向中方道歉並作出賠償,「關閘事件」告一段落。 1997年的舊關閘邊檢大樓(圖片來源:陳光中,《瞬間五十

關閘拱門:澳門與中國血脈相連的歷史(中)

(承上文)           葡萄牙人在關閘的陰影下,就這樣俯首稱臣地生活在澳門近 250 年之久。雖然建立它的明朝政府早已覆亡,但取而代之的滿清政府繼續沿用關閘作治葡之用。可惜,清帝國經過「康雍乾盛世」後開始步向下坡,同時繼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後又一新興帝國正在澎張中,她就是大英帝國( British Empire )。 1844年澳門關閘城樓(圖片來源:E. T. Wigan, "The Chinese War: 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         18 世紀中,英國開始對澳門虎視眈眈,並多次對澳門發起進攻,但都被中國的軍事力量震退。 19 世紀初,英國對中國進行鴉片貿易所產生的外交風波正不斷升級,經過「虎門銷煙」和「林維喜案」後,兩方關係已推至戰爭邊緣。澳葡政府因在關閘的震懾下,對中國政府的要求一直是十分遵從,但對英國船艦不停地在港口出沒,他們也非常困擾。 1840 年,一位名為維森特.士丹頓( Vincent Stanton )的英國牧師在劏狗環( Cacihas Beach )被中國人捉獲,經過一番交涉後中方依然拒絕放人。 8 月 19 日 ,英軍決定先發制人,以六艘軍艦對關閘守軍進攻,中國駐軍在高廉道台易中孚、澳門同知蔣立昂等人的率領下,在「蓮花莖」與英軍展開激戰,鴉片戰爭( Opium War )中第一場戰事衝突 —— 「關閘之戰」爆發。         由於敵軍火力強大,一小時後,守軍馬上退回前山寨。英軍馬上登陸,並把英國國旗懸掛在城門上。一些中國守軍和軍艦依然頑強抵禦,但還是被擊敗了。英軍把關閘上的二十門火炮搬走並把其餘的釘封起來,同時燒燬中國軍隊的兵房。「關閘之戰」雖然未對雙方造成重大傷亡,但英軍已清楚中國軍隊的實力,為戰爭提供了重要的情報,中國百年苦難史在關閘正式上演。更重要的是,中國軍隊不但失了對澳門的軍事控制權,並當著澳葡政府面前「獻醜」,中國對澳門的統治岌岌可危。 位於聖味基墳場的美士基打墓地,與亞馬留同被澳葡政府視為英雄。         1846 年,亞馬留總督( João Maria Fe

關閘拱門:澳門與中國血脈相連的歷史(上)

          成千上萬的澳門市民與內地旅客每天從關閘邊檢大樓往來兩地,澳門與內地近在咫尺,關閘的存在彷彿只是為純粹分隔兩地而設立。在關閘邊檢大樓前,保留著一座葡式凱旋門建築物,人們如潮水般在它的兩側往來。不過,有多少人知道這座舊關閘拱門( Border Gates )曾經主宰澳門大權,亦在中國近代史上佔有濃墨重彩的一頁。         今天所看到的關閘拱門並不是最古老的「關閘」,它早已在一百五十多年遭受到破壞,而位置亦不在此處。澳門原為珠江三角洲的眾多孤島之一,隨著江水帶來大量的沙泥慢慢地形成一條沙堤(S andbar ),形成澳門「沙頸岬」(T ombolo cluster ,為連島沙洲與陸連島合併)的地形,而這條沙堤自古被稱為「蓮花莖」。直到 20 世紀前,澳門地理尚未因填海工程有太大變化。 古關閘城樓         1553 至 57 年期間,葡萄牙人在中國政府的准許下在澳門居留,數十年時間內人口不斷增加,成為重要的貿易港口。面對葡人在澳門的勢力日漸強大,中國政府開始考慮如何有效管理他們。 1564 年(嘉靖四十三年),廣東御史龐尚鵬向朝廷提出 治理之法,建議在要地設立一座關城,防止華人與葡人之間擅自往來;只有在檢查後,持有官票的人需在監管下以達至平等交易。 【註一】 同年,中國潮州柘林軍隊發生叛變,廣東官員請求葡萄牙人幫忙,他們成功協助平亂後免稅一年作為鼓勵。一年過後,葡人拒絕交稅,廣東政府馬上封鎖澳門,澳門出現斷糧缺水的情況,葡人只好乖乖交稅。         經過這次「實驗」後,廣東政府決定在「蓮花莖」上建立關城以控制葡萄牙人。 1574 年(萬曆二年),中國城樓式的關閘建成,上有一塊扁額刻有「孚威鎮德」四字,門楣碑石刻著「關閘門」,設有官兵把守,兩旁各設兵房一所。關閘每月開關六次,即每三至五天一次,為澳門提供糧食和生活用品。 1614 年(萬曆四十二年)時,關閘守兵人數增至千人,編為雍陌營(因營設於香山縣雍陌村),由參將統領。直到 1621 年(天啟二年),廣東政府在「蓮花莖」西面建立前山寨(即今珠海前山村),廢雍陌營並把關閘編入寨中,設陸軍及水軍以加強控制澳門。高峰期時,前山寨設有二千官兵,可見中國政府對澳門的高度重視。 18世紀末《中國海岸卷袖圖》,可以看到當時關閘與前山寨的部署

淺談「文化遺產」:何謂「文化遺產」?(下)

(承上文)          如前文所提及,文化遺產必須具備文化意義和價值,但不同人對兩者有不同的意見。假如要求所有人列出自己的「文化遺產」,結果將會是不一的。因此,這個文化意義和價值的界定不同,或多或少也會影響文化遺產鑑定。這種情況同樣出現在社會中,特別是社區( Community )和社區之間。 以「澳門歷史城區」為例,25座地方中有20座是西式建築物,而中式建築只有5座,因此有學者認為這反映了兩種情況:首先,澳葡政府輕視中式文化遺產的保護,或多或少是因為「重葡蔑華」的問題存在;同時,「澳門歷史城區」缺乏了中式和本土社區元素,所以未能徹底地反映中西文化交融的情況。這也產生出澳門華人居民對「澳門歷史城區」不太了解和重視,從而影響社區對它們的保護。 巴米揚大佛:被毀前、被毀時和被毀後 一般言而,澳門社區之間的矛盾不大,所以對遺產的管理和保護沒有太大的問題。一旦社區之間出現嚴重分歧,文化遺產將可能成為雙方的衝突中的犧牲品。2001年,塔利班組織(Taliban)在國際社會反對聲中,把巴米揚大佛(Buddhas of Bamiyan)炸毀。巴米揚大佛是阿富汗的世界文化遺產,在該區佛教文化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破壞巴米揚大佛大大影響佛教的發展,並毀損了該區的歷史文化發展。          除此之外,一些普遍被人視為文化遺產的遺存 ,也可根據其認受性來界定「等級」( Hierarchy ),如本土性( Local )、地區性( Regional )、國家級( National )及國際級( International ),但界定時或許會出現模糊的情況。埃及金字塔( Egyptian Pyramids )、萬里長城( Great Wall of China )、聖伯多祿大教堂( St. Peter’s Basilica )等都是無可否認的國際級文化遺產,其價值遠超創造目標,是人類文明的里程碑。不過,以媽閣廟為例,它是澳門香火最鼎盛的神廟之一,對本地人言而是非常重要的,因其精神和社會價值上可視為本土遺產;同時,它也是見證中西文化交流的地方,在人類文化史上有重大意義,所以又被視為國際級遺產。          總括而言,「文化遺產」的概念絕不能簡單地視為「過去遺傳下來的事物」,其概念的核心是對先袓和後代重要的「文化意義」和「價值」,所以界定文化遺產不

淺談「文化遺產」:何謂「文化遺產」?(上)

         「文化遺產」、「世界遺產」等名詞,時常在新聞中出現,內容大多是以政府如何保護和推廣文化遺產,以發展文化創業產業。不過對於這種報導,到底有多少人能理解?一些人可能對政府花費巨額作這些工作無法理解,如草堆街八十號中西藥局就是例子。回到最基本的問題,「文化遺產」到底是甚麼來的?甚麼原因驅使我們要保護它呢?         甚麼是「文化遺產」( Cultural Heritage )?這的確是難題,因為概念真的是很抽象。一般人將它與「歷史建築」混為一談,的確很多文化遺產都是歷史建築,所以很容易出現這種錯覺。因此,不少人會以時間斷定遺產的價值( Values ),結果很多悲劇發生在近代的文化遺產上,如高園街公務員宿舍。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的定義, 「文化遺產是過去人類所創造,由現代人類繼承並傳之後世,具有獨特和普世價值的物質或非物質遺存。」【註 1 】 這個定義已經一針見血地指出文化遺產的特質:它是由過去傳承至現在,並應傳承至未來,所以是具有連續性( Continuity );同時它亦要具有重要的 價值 。這樣,問題又延伸至價值與文化遺產的關係。 澳洲的《布拉憲章》( Burra Charter )中提及到「文化意義」( Cultural Significance )的定義: 「指對於過去、現在與未來世代之美學、歷史、科學、社會或精神之價值。」【註 2 】 當某種遺存,包括建築、文物、手工技術或生活方式,具有「文化意義」才能被視為「文化遺產」,而「價值」則是斷定「文化意義」的重要指標。 以澳門媽閣廟( A-Ma Temple )為例,它具有幾種重大的 「文化意義」 和 「價值」 : 首先,作為澳門三大古剎中的最古老者, 見證了近五百多年的歷史 ,因而具有重要的 歷史價值 ; 然後,它是主要而悠久的媽祖崇拜場所,而媽祖信仰是原自福建地區, 反映了媽祖信仰的普及和澳門與福建地區的頻繁交流 ,具有突出的 社會和精神價值 ; 再者,媽閣廟相傳為葡人登上澳門所看的首座建築,也是最早出現在西方畫作中的建築物, 見證了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港口 ,因而具有特殊的 歷史價值 ; 最後,媽閣廟

1622:澳門戰役(八)——潮起潮落

(承上文)         戰鬥結束後,死傷過半(共三百多人傷亡)的荷蘭人派出小船,打著白旗向澳門登陸,希望葡萄牙人能歸還被俘的士兵(共七位俘虜)。葡兵以釋放戰俘需國王批准為由拒絕,荷蘭人只能失望地離開。不久,攻澳艦隊消失在澳門的海域上,向澎湖群島出發。 1639年的澳門地圖,澳門的主要炮台和城牆而建成。 5個星期後,澳門兵頭卡瓦爾略以及其他四名人士聯署,要求果阿政府派駐一名軍官與專業士兵作防衛。結果,果阿當局以國王的名義派法蘭西斯.馬士加路也( Dom Francisco Mascarenhas )為澳門總督以及一個連的士兵;而馬尼拉則發200名士兵和幾門臼炮到澳門。同時,他們向中國官員行賄後,葡兵在200名西班牙士兵和7位荷蘭俘虜的幫助下,用了4年時間加強澳門的防衛工事,包括強化原來的四座炮台、增建四座新炮台以及與建一道從嘉思欄至沙梨頭一帶的城牆,使澳門成為一座堅不可摧的城市。工程順利在1626年完成,成功趕上荷蘭人第五次入侵。 今天位於台灣的安平古堡,由荷蘭人在17世紀時建立; 在鄭成功征台前為荷蘭在東亞的主要基地。 大敗的荷蘭艦隊在萊爾森的領導下向澎湖群島進發,因為西班牙正計畫在那裡建立基地。當艦隊到達澎湖群島後,便馬上在馬公風櫃尾建立該地第一座城堡。不過中國政府因澎湖群島為他們的國土,要求他們離開澎湖,若果要經商,荷蘭人可在台灣建立基地。因經過長時間的商議還是沒有結果,褔建巡撫南居益在1624年對風櫃尾城堡發起進攻,使荷蘭人在八個月後投降並同意移至台灣的從商。在1626年,荷蘭人興建熱蘭遮城( Zeelandia ,又稱安平古堡)繼續經商,影響了澳門的地位。 1627年,荷蘭人又一次捲土重來,他們以四艘軍艦封鎖澳門。當時澳門沒有戰船,只能依靠五位富商的商船出戰,結果再次成功擊敗敵人。自此,長達近三十年的澳門戰役以葡萄牙人堅守澳門而勝利。 雖然葡萄牙是守著澳門,但荷蘭人的勢力反而有增無減。在1638年,日本江戶政權決定鎖國,除了中國和荷蘭船隻外,其他外國船隻一律嚴禁貿易,「澳門 — 長崎」航線結束;1640年,葡萄牙擺脫了西班牙的統治,「澳門 — 馬尼拉」航線隨之而中斷;1641年,荷蘭攻佔馬六甲城,「澳門 — 果阿 — 里斯本」航線被荷蘭人切斷了。由於主要的航線均被中斷,澳門作為國際貿易港口的地位大不如前,慢

1622:澳門戰役(七)——Santiago!

大炮台,曾為聖保祿神學院的觀星台,在戰役中改建成炮台並發揮重要作用; 後因其地理優勢,被政府強徵作軍事重地。 (承上文) 大炮台上的3位耶穌會修士,因站在位於澳門中央的高地上,對戰鬥的情況非常清楚。當荷蘭軍隊到達二龍喉與大龍喉之間時,精於炮術的修士們,冷靜地把大炮瞄準敵人,因為他們深信上主的保祐,或上主真的是保祐他們。其中一位修士正是羅雅谷,他瞄準敵人的火藥馬車,然後把火棉點燃。火花接觸火藥而引發爆炸,從而產生巨大的壓力把炮彈推出炮管。炮彈在空氣中不斷地高速旋轉,以當時人造物中最快的速度飛奔。炮彈擊中荷蘭軍隊的火藥馬車並引發爆炸,其他炮彈也擊中敵軍。 爆炸引起的傷亡並不如想像中大,只有五、六名士兵死亡,但對其他士兵的影響可真的是非常大。副指揮魯芬為求速戰速決,登岸後並沒有進行補給,士兵們的火藥早已用光了,現在唯一的火藥補給也毀掉了。「沒有火藥怎麼打下去?」,所有的士兵這刻恐慌地想。 看到敵人的攻勢慢了,安多尼奧下令士兵們馬上反擊,百多位葡兵以劍和火槍重擊荷蘭人。兵頭卡瓦爾略,與媽閣山炮台指揮若昂.蘇亞雷斯.維瓦斯( João Soares Vivas )在城中得知形勢後,也率領城中的部隊支援血戰的部隊。同時,位於大炮台附近的修士與奴役們也紛紛趕到戰場作戰。這時在硝煙瀰漫的戰場上,出現大批士兵,他們高呼「聖地牙哥!」( Santiago! )地撲向荷蘭軍隊。 “Santiago!” 是伊比利亞半島士兵的作戰口號,原自「收復失地運動」時與摩爾人( Moors )的戰鬥,其後成為西班牙與葡萄牙的作戰口號。 近千人在匯集山泉處展開殊死戰。硝煙阻礙了視線,槍炮蓋過一切聲音,火藥使嗅覺麻痺,手中的劍不斷地揮砍,雙腳不知踏踩了多少具屍體。對於火藥爆炸以及不知多少援軍的出現,荷蘭人的軍心早已大亂。黑奴們在有如狂戰士般的攻勢下,沉重地擊潰敵人。對於這個劣勢,魯芬下令士兵往東望洋山頂進發。卡瓦爾略看到敵人開始往山上走,經過簡單的祈禱和 “ Santiago!” 的呼聲下,紛紛往山上以搶先佔領制高點。 在熾熱的天氣下,早已筋疲力盡的荷蘭人以最後的力氣往山上跑,不少人掉下武器,甚至盔甲。當他們到達隱修院時,費雷拉早已埋伏已久的葡兵向他們送上子彈作「見面禮」。中伏的荷蘭人因不知有多少人在埋伏,拼命往山下逃走,剛好葡兵到達,雙方再次進行血戰。眼見氣勢磅礡的葡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