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城．回憶

桃花崗彭記咖啡檔，平日經過時路上都坐滿了人，具有昔日大排檔特色，可惜此景已經不在。       去年今日此崗中，人面桃紅相映紅。         人面如今何處去，桃花不再笑春風。         這首詩張貼在紅街市旁邊的一處隱匿的木屋區中，此地名為「桃花崗」，而桃花崗的故事要回到四十多年前。在 1970 年代，澳門正從傳統手工業轉向製造業為主的經濟，不少工業大廈在 罅些喇提督大馬路 （ Avenida da Almirante Lacerda ） 和慕拉士大馬路（ Avenida de Venceslau de Morais ）興建。提督馬路的工廠以製衣廠為主，而慕拉士大馬路則多是製作機械的工廠。 德姐的賣衣檔，她已經在桃花崗上經營三十多年，也協助紅街市醉龍節的準備。         雖然有大量本地工人投身於製造業，但尚未能滿足人力需求，而因為中國政局不穩，部份內地居民逃避港澳，工廠成為他們生活的庇護所。隨著中國政局明朗化，以及改革開化的推動，大量內地新移民來澳生活，工廠是他們賺取來澳的「第一桶金」的地方，靠著這些錢財白手起家。 桃花崗正是在工業發展中出現。面對貨品巨大的需求，廠方需要工人長時間工作以應付需求，午飯時間往往只有一小時，甚至半小時。不少大排檔設在工業大廈之間，桃花崗就是位於紅街市旁的羅約翰神父街（ Rua do Padre João Clímaco ）上，而且是規模較大的一處大排檔區。據當地的老街坊所言，工廠到了午飯時間，大量工人馬上走到附近的大排檔，而餅店和排檔也早已準備好食物以應付人潮。每天桃花崗上約有六百多人光顧，從今天的環境看來真的是難以想像。「桃花崗」的名字源於很多女工人在那裡用膳，年輕的小伙子都會到這裡「賞花」，碰碰自己的桃花運，在這裡尋找長相廝守的對象，用今天的角度來說這裡是一片「泡妞聖地」。 鳳凰餅家的工人正在製作月餅的饀料。餅家依然使用人手製作月餅，可惜這樣的餅店又少了一所。 晶記餅家的乾酥餅和月餅非常有名，不少街坊也前來光顧。 隨著製造業的沒落，...

關前後街的葡文名稱與庇護聖母教堂有關，相信教堂的位置在該區一帶。 （承上文）         1747 年（乾隆十二年） 3 月 12 日，香山知縣張汝霖發布告示，上有「為嚴禁愚民私習天主教，以安民夷，以肅法紀事。」，要求緝拿協助傳教的華人林氏父子，以及通知澳門總督將會派人封鎖庇護聖母教堂，而教堂內的物品請他們自行收回。另外，告示還要求華人教徒停止信奉天主教及赴澳進教，否則將受到重罰。         八日後（ 3 月 20 日），張汝霖派香山縣巡檢顧麟、縣丞顧嵩、澳門商人領袖蔡泰觀和蔡觀實來澳查封庇護聖母教堂。對於中國政府要求查封教堂，議事會（ Leal Senado ）原先是採取合作的態度，在收到諭旨後也沒有表露難色。不過，當時澳門主教羅沙（ D. Hilário de Santa Rosa ）對此大為不滿，認為中國官員的命令簡直是迫害，而議事會竟然願意接受命令。         教會方面於是組成司鐸會議團與官員交涉，他們指出庇護聖母教堂並非官員所說由華人興建，而是葡萄牙人所建，並拿出相關文件作證明，但官員們卻一再重申教堂必須關閉。教堂的鑰匙在耶穌會會士羅安當（ Loppez ）手中，他與羅沙主教表示寧願交出人頭也不交出鑰匙。 在教會如此強硬的態度下，議事會一反服從的態度，反對中國政府封鎖教堂。議事會再次表示教堂非華人興建，希望官員們能格外開恩。若果中國政府必須封鎖教堂，即使要滅天主教，澳葡當局寧願回國也不能接受這項命令。至於林氏父子及其徒三人則早已逃跑，不知所蹤。交涉無果的香山官員們於 3 月 24 日帶同葡方的信函向張汝霖匯報。張汝霖讀過信件，立即以嚴厲口吻寫下《諭澳夷檄》回覆，令顧麟向澳葡政府宣諭。         張汝霖先在文中重申，澳門是中國租借給葡萄牙人，是對他們的恩賜，而且澳門是作為貿易之用，非傳教及蠱惑華人。即使葡人建立教堂，也是出於尊重他們的宗教讓他們自用。他也表示封閉教堂是皇帝的命令及中國的事務，與葡人毫無關係，認為中方侵越葡方的許可權是無稽之談。至於葡萄...

《澳門紀略》中的名為「唐人廟」的庇護聖母教堂，教堂附近除了聖保祿神學院外，還有「粵海關澳門關部行台」（圖的右側建築物），所以位置在關前後街一帶。（圖片來源：《澳門紀略》） （承上文）          受到皇帝諭旨所託，香山知縣張汝霖不敢有所怠慢，他馬上對華人來澳入教進行詳細調查。有關張汝霖的為人，中外文獻有南轅北轍的說法，在中文記錄上張汝霖是瞭解西方人並能以懷柔手段處理，但西方文獻所記載的是他以殘酷的手法審理傳教士。不論他有甚麼方法，張汝霖經過兩個半月的暗中調查後向朝廷稟報，而這份奏摺為當時澳門進教的情況提供珍貴的資料。         18 世紀中葉，澳門是一處華洋雜處的地方，華人進教可分為長期逗留或每年赴澳一次。長期居澳的教徒由於與葡萄牙人相處甚久，語言和生活方式漸漸地跟隨葡萄牙人。這些人中，部份人改穿洋服和娶葡人女子為妻，也有華人教徒在澳經營生意或成為工匠，甚至參與兵役。他們與葡萄牙人同居，並打扮成他們的樣子，也經常與葡萄牙人交流，以方便加入天主教。         至於每年赴澳的教徒，他們會來到聖保祿神學院附近的「 唐人廟 」，即庇護聖母教堂。教堂經過兩次擴建後，由外國神父負責主持，其他華人教徒為協助。不但是專為華人傳教的地方，也是教友們聚集的地方，同時也具有慈善施藥的功能。教堂今年最重要的時間是四旬期（ Lent ），即復活節前共 49 日的齋戒期。南海、番禺、東莞、順德、新會和香山各縣居民在這段期間均會赴澳參與禮拜，節日過後部份人馬上回鄉，也有人逗留兩、三日。教徒們平日來到澳門，也會先到庇護聖母教堂禮拜。         由於華人教徒的流動性較大，所以官員們難以得到所有教徒的名字。不過，張汝霖的奏摺中卻提及兩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教徒。一位洋名為「林咭吠嘰吵」的林先生，與兒子（洋名為「林亞離素」）和徒弟（洋名為「李燕那斯」）一同從事庇護聖母教堂的傳教事務。林先生居住在教堂內，以行醫為名；但凡華人前來進教，都會向林先生取經誦讀。此外，還有洋名為「安哆彌咽離吔」的周世廉，他是一...

處死前的白多祿主教，為天主教福建宗座代牧，因1746年的禁教風波被捕，他是最早的在華殉教者。 （承上文）          康熙年期的天主教傳播以耶穌會為主，大量會士受到皇帝的重用，令他們在傳教事業上形成壟斷局面。當時，其他修會也試圖在中國分一杯羹，如方濟各會（ Franciscans ）、奧斯定會（ Augustinians ）和道明會（ Dominican Order ），所以不少傳教士以偷渡的方式潛入中國，他們裝扮為當地人並在村落間進行傳教。可惜，各修會之間為利益互相爭鬥，又不遵守中國政府的規則，結果引發了「禮儀之爭」及其後的禁教風波。 清世宗在 1723 年繼位，年號為「雍正」，上任後的皇帝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正是因禮儀之爭所引發的政治和宗教風波，而最先爆發教案的地方是福安縣。福安縣因接近台灣，道明會在西屬台灣時期以偷渡方式潛入該地，並迅速發展起來，成為道明會在中國的重要鎮地。由於沒有中國政府的批准，以及對教士蠱惑人心的憂慮，所以福安是「教案」時常發生。 1723 年的教案中，閩浙總督滿保驅逐了兩位傳教的道明會士，其後各州各縣也開始驅逐大量的傳教士，拆卸所有教堂，並嚴懲信教之徒。部份傳教士藏身起來以逃過被逐的命運，而被逐的教士被遣送到廣州後，再驅趕到澳門。因澳門並非列入禁教之列，故多數教徒遠赴澳門入教。自此，澳門成為潛入中國的傳教士的必經之路。然而，經過上次禁教後，福安縣的天主教活動還是屢禁不止，更大的教案也隨之而發生，而這次禁教之火蔓延至澳門，其震撼性可謂震驚中外。 事情又發生在 1746 年（乾隆十一年）的福安縣，福寧鎮臣李有用發現該區天主教有死灰復燃的情況，於是向福建巡撫周學健上報。經過周學健的搜查後，他發現在如此嚴厲的打壓下，傳教士以暗藏在教徒居所的暗室與地窖等地方，夜裡秘密與教徒的見面，可見他們已經為對付禁教作了長期的準備，而教徒人數竟達二千多人，情況遠比官員們想像中嚴重。         周學健在 6 月間派官兵進行搜捕行動，並逮捕了數位教士和一些教徒，但未能捕捉最重要的人物——福建宗座代牧 （ Vicar apostolic ）白多祿主教（ San Pedro Sans y Jordá ）。不過，...

《澳門紀略》中的澳門地圖（約1748年），可以看到被稱為 「唐人廟」的庇護聖母教堂。教堂位於聖保祿神學院附近。（圖片來源：《澳門紀略》） 「庇護聖母教堂」，聽聞過這個名字的人相信少之有少。筆者在整理望德堂坊（ St. Lazarus Quarter ）時聞知它的存在，由於它與望德堂有著相似之處，使不少人把兩者混為一談。庇護聖母教堂的歷史，標誌著澳門及內地天主教早期的發展史，但其短暫的歷史卻讓人忽略了它的存在，本篇將會簡述這座耐人尋味的教堂。 在地理大發現時代，天主教（ Catholicism ）隨葡萄牙的船舶向亞洲傳播，但過程卻是腥風血雨。葡萄牙人在佔領該區利用強迫手段使當地居民成為教徒，若有不從者，輕則驅逐異地，重則格殺勿論。當地原來的神廟都遭到破壞，取而代之是天主聖名的教堂。反觀澳門，今天所見的情況卻與前者大為不同：三大古刹與三大古教堂並存，宗教文化和階融合，兩者並無衝突。 事實上，澳門天主教傳播的最初目標是中國，所以不少傳教士如聖方濟．沙勿略（ Francis Xavier ）都以偷渡進入中國傳教。然而，在中國政府對外來者的強硬阻礙，傳教士漸漸意識到硬闖並非辦法，以武力強迫更是妄想，所以決定以澳門作為傳教基地並加以擴展。聖保祿公學於 1594 年被升格為聖保祿神學院（ St. Paul’s College ），標誌著基地步入正軌的第一個里程碑，澳門自此成為遠東最重要的傳教士培訓要地。 僅僅是培訓傳教士尚未足夠，耶穌會士決定以本地華人為目標以宣揚教義。透過感染本地華人，讓他們慢慢地把天主教滲入中國內地，令更多人接觸高尚的教義，從而使中國成為一個新天主教帝國。在 1602 年，耶穌會會士（ Jesuits ）在聖保祿神學院附近建立一座木製的小教堂，名為「庇護聖母教堂」（ Chapel of Our Lady of Amparo ），又稱蔭庇之母小堂，以專為華人講解福音。 《澳門紀略》中所繪的「三巴寺僧」，即聖保祿神學院的耶穌會會士。 （圖片來源：《澳門紀略》） 可惜，早期本地居民對天主教還是十分抗拒，甚至是仇視的情緒，所以這座小教堂不久被人燒燬。庇護聖母教堂被毀並沒有粉碎耶穌會會士對華人傳教的決定，反正教堂的規模和結構也是十分簡陋，不可能作長期使用。在 1634 年，耶穌會會士帕爾梅羅（ André Palmei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