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發現?還是被引導?:從鄭和下西洋至歐維士發現中國(1405 - 1513)

十七世紀中國史書中的「鄭和下西洋」

        尋找中國的事情,無論怎樣看都是葡萄牙人單方面的結果,哪怕是歐維士悄悄地登上中國的土地上,明朝朝廷卻並不知情,中國與歐洲的連繫看來全靠葡萄牙航海家的成功。的確,葡萄牙航海家毫無疑問是十六世紀亞洲海上的MVP,但大家不要忘記MVP的背後有一批神助攻,如塞凱拉在馬六甲相遇的華人、帶著歐維士到中國的商船,他們可能是早期的海外華人。不過,十六世紀的大明帝國可是實施海禁政策,這些海外華人又是從何而來呢?

        答案不是在十六世紀,而是一百年之前,當時大明帝國尚未關上海外的大門,甚至派出一支史無前例的龐大船隊出訪南洋。


鄭和下西洋:七次炫耀的巡演?

《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1402年),由朝鮮學著權近根據元朝的《聲教廣被圖》和《混一疆理圖》繪制的「世界」地圖,包含了中國、朝鮮和日本等國,而印度、非洲和歐洲的資訊也出現在地圖中。這地圖同時亦反映朝鮮與中國和日本的外交關係。

        十五世紀的印度洋上先後迎來了兩支船隊,一支是大明帝國的鄭和船隊,另一支是葡萄牙的達伽瑪船隊,而兩者經常被用作各種比較或想像。雖然鄭和船隊的規模是達伽瑪船隊望塵莫及,但後者在歷史上的影響卻被認為遠超前者,原本是文明邊緣的歐洲因這次探索而大逆轉,開始了向世界擴張之路。一些人認為,如果鄭和船隊在東南亞和印度洋推行殖民統治,世界的格局將會截然不同。的確,與非常暴力的達伽瑪相比,鄭和的出訪顯得和平和友善得多,畢竟前者是為了探索新土地、宗教聖戰和貿易壟斷,後者則是建立朝貢關係【註一】。

【註一】達伽瑪與鄭和的船隊在財力上「天與地」的差別,也影響他們與他國的邦交。鄭和每到一個國家便贈送豐厚的禮物給當地統治者,加上其船隊的龐大規模,使他們獲得非常好的待遇。反觀達伽瑪的遭遇,東非和印度的統治者們大多都蔑視他們送上禮物,甚至不把這支殘破的船隊放在眼內,令兩者的不信任促使衝突的發生。由於葡萄牙人憑著優勢的武力擊敗印度洋的船隊,使他們在非洲和亞洲放棄交涉、直接採用暴力的手段。

明成祖朱棣,由於是一位篡名皇帝,於是為了要證明自己比他爸更適合坐上皇位,在位期間做了很多太祖沒有做的事情,如出兵越南、中亞和北伐蒙古,還有最出名的鄭和下西洋,令帝國疆域變大了,但開支也變得更大。

        從明朝立國時,太祖朱元璋重建「朝貢體系」,透過朝貢和貿易來拉攏周邊的「四夷」為「藩屬國」,藉以保障帝國的安全【註二】。某程度上,「朝貢體系」是明朝花上金錢向藩屬國買保障,而為了阻止民間的海上貿易,明太祖也實施海禁令(另一原因是打擊倭寇)。不過,當朱棣(明成祖)登上皇位後,他作出很多無視他爸祖訓的事情,其中一件就是派鄭和下西洋。這大概是太祖最不願意看到的畫面:一個太監竟然指揮一支萬人大船隊出海,當年定立的「內臣不得干政」和海禁令完全無視。人來呀,太祖的棺材板快壓不著了!

【註二】當明朝立國時,帝國面對與元朝不一樣的國際形勢,明太祖除了要應付蒙古人之外,朝鮮、日本、越南、占婆、暹羅、緬甸、柬埔寨和爪哇等也構成潛在的威脅。然而,明太祖不僅宣布不對這些國家用兵(「不征之國」),而是選擇拉攏他們,他恢復和改良元朝之前的對外策略,重構成明代的「朝貢體系」。在這一體系中,明朝皇帝以「天子」自居,維持世界的秩序,願意向「天子」朝貢的蠻夷將得到冊封,成為「藩屬國」,否則被視為敵對的「化外之邦」。除了確立敵友關係之外,「朝貢體系」的另一特點是「貢市合一」,也就是朝貢和貿易的一元控制,只有前來朝貢的「藩屬國」使團能在明朝國內進行貿易。因此,不少東南亞國家和地方勢力爭取明朝皇帝的冊封,甚至為此而大打出手。

        為何明成祖不惜重金組織鄭和出海呢?因為朱棣是篡位者,他要在文武百官面對表現自己受世人擁戴,不單是自己的臣民,連海外的蠻夷都崇敬他。從1405年至1433年間,鄭和率領船隊七次下西洋,經過爪哇、馬來半島、印度、波斯灣和東非,向沿海國家展示軍力和財力,令向大明帝國朝貢的藩屬國大大增加【註三】。愈多藩屬國承認明朝皇帝,大明帝國的領地就愈安全,同時貿易的利潤也會大大增加……鄭和下西洋的成果理應是如此豐碩,但最後朝廷反而恢復海禁。

【註三】在鄭和七次下西洋中,頭六次是由明成祖發起的(1405、1408、1409、1413、1417、1421),朝廷幾乎是每三年就組織一次遠航。然而,在明成祖於1422年(永樂二十二年)去世之後,朝廷便中止了遠航的行動。直到1430年(宣德五年),明仁宗見到很多藩屬國不來朝貢,於是再一次啟動遠航計劃,派出年老的鄭和第七次、也是最後一次下西洋。

馬六甲開國國王拜里米蘇拉,靠著明朝的支持在暹羅和滿者伯夷的威脅中崛起。

        由於朝貢是「薄貢厚酬」,大批外國使節來到中國朝貢,意味著朝廷花上重金來贈禮。1411年(永樂九年),馬六甲國王拜里米蘇拉(Parameswara)親自到中國來朝貢,朝廷在使團初到、將離和臨行時贈上各種大禮,如金繡衣、帷幔衾綢禂(製飾品)等高級絲綢製品,而這些絲綢品可達至幾百匹【註四】。這對國庫是多大的壓力,因此在明成祖之後,朝廷僅派鄭和作一次最後下西洋,再也沒有再派船隊,甚至逐步要求藩屬國減少朝貢次數來減少開支。

【註四】拜里米蘇拉是馬六甲王朝創立者。1397年,東爪哇的滿者伯夷(Majapahit)消滅三佛齊(Srivijaya)後,拜里米蘇拉逃亡到馬來半島後,殺死當地由暹羅委派的酋長後,建造馬六甲城並自立為王,但王國是受到北面的暹羅和南面的滿者伯夷的威脅,拜里米蘇拉只好臣服於暹羅。直到1405年,馬六甲使團抵達中國進貢,明成祖冊封拜里米蘇拉為馬六甲國王(滿剌加國王),擺脫暹羅的控制和滿者伯夷的威脅。在大明帝國在軍事和貿易上撐腰下,馬六甲迅速崛起並控制西爪哇的貿易市場,加快了滿者伯夷的衰落。

        除了花費之外,明朝與眾多藩屬國建立關係,也意味著帝國捲入東南亞的紛爭。儘管「天子」地位有如「天下共主」,但目的是以保障國土的安全,捲入藩屬國的紛爭反而是違背原意。鄭和下西洋無疑是向「四夷」展示國威,換取他們的尊重和和平,但值得花上重本來搞這場「巡演」嗎?因此,明成祖統治後期不再對南方動用武力,軍力轉向北方等待敵人的來犯。天朝地大脈搏,只有種田龜兵才是王道,朕只想安安靜靜地治國。就這樣,難得踏出國門的「天朝」再一次把自己鎖了起來。

        明成祖雖然違背了父親定立的多項規定,但還是無意打破「朝貢體系」和海禁政策;之後,再也沒有如此大規模地界入東南亞的政局之中,鄭和下西洋最重要的外交成果就這樣白白放棄。鄭和第一次出海後的一百年,葡萄牙人攻佔馬六甲、闖入南中國海域,明朝朝廷依然沿用「朝貢體系」和海禁的對外政策,但對外的聯繫早已被切得七七八八。朝廷知道鄭和當年扶植的馬六甲已經被消滅,但到底是誰人所滅,他們大概毫不知情。


打開的大寶藏——東南亞的貿易時代


《瑞應麒麟圖》,描述1414年孟加拉蘇丹國(即榜葛剌國,Bengal Sultanate)向大明帝國朝貢麒麟(長頸鹿)的情形。

        「哪麼鄭和下西洋真的是毫無意義嗎?」這怎麼可能。站在朝廷的立場而言,或許他們並沒有察覺到這些成果的重要性,因此選擇放棄;但對明朝的臣民和東南亞的國家而言,鄭和的航行可是打開了一個大寶藏。

        當鄭和到訪西洋的國家時,他贈送給當地統治者的禮物中一定有絲綢和瓷器,還有金銀、水銀、燒珠和寶石等,幾乎是去到那、送到那。作為回禮,這些國家把自家的特產,主要是丁香、胡椒、沉香、安息香、蘇木、檀香木等香料和木材,送給船隊。鄭和下西洋大大刺激東南亞地區對中國產品的需求,使這些國家頻頻地派出使團向中國朝貢。外國使團除了帶著貢品來到中國進貢之外,更重要的是貿易的環節。首先,朝廷優先購買使團帶來的貨品,然後在官員的監督下,再讓使團和民間商人進行貿易(互市)。為了控制朝貢貿易,明成祖於1403年(永樂元年)重啟被廢的「市舶司」,廣州市舶司處理東南亞和印度洋的朝貢貿易,泉州市舶司負責琉球貿易,而寧波市舶司則管理與日本的貿易。

        講到這裡,大家會認為鄭和下西洋和朝貢貿易與民間一點關係也沒有,這當然不是啦!首先,鄭和下西洋不是「鄭和一個人下西洋」,大批官員、士兵、商人、船員、技工、打雜員等等也參與這場遠航,當他們回國後,這些有關東南亞的消息被流傳到社會各階層中,特別是閩浙地區。同時,朝貢使團送來的大量香料被留在倉庫,皇室根本不可能用完,所以不少香料被用作糧餉支付給官員和士兵(明朝初期官府出糧是一部份是現金、一部份是物品)。這些舶來品不是皇室獨家享用,一定數量被流入民間的上流階層,甚至中低階級。前人遠航的故事和訊息促使沿海商人們對海外貿易產生極大興趣。

        在眾多沿海地區中,福建商人(閩商)是其中一批較早和較積極開拓海上貿易的人。雖然明太祖嚴格實施海禁,但在琉球中山國國王察度的請求下,他於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派出一批福建移民到當地(即「閩人三十六姓」)。這批在琉球的海外華人不僅教授造船和航海技術,也協助與明朝的貿易,使福建與琉球維持著貿易關係(這也是泉州市舶司設立的原因)。因為這段關係,琉球商人成為中國與日本、東南亞的貿易中間人,使閩商更了解海上貿易的巨大商機。除了利益誘使之外,福建地區多山的環境,使當地農作產量較少、對外的陸上交通不便,使福建人不得不向海上尋找生機。

明代的中國帆船,與同期的葡萄牙帆船相比,幾乎是次元的差距。

        除了福建之外,由於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絲綢和瓷器有著巨大需求,也使這些產品的主要產地發展起來,如盛產絲絹製品的江南和浙江,以及生產瓷器的江西。隨著江浙地區的急速發展和人口增加,當地人更積極地開拓貿易市場。當然,大家不要忘記寧波市舶司正是位於江浙地區,所以他們才會了解海外市場的潛力。至於廣州地區更加不用講,大批來自東南亞的朝貢船隊和私人商船,走私貿易的情況自然非常多。

        雖然朝廷強烈反對私人的海上貿易來保護「朝貢體系」,但在中國與東亞、東南亞的龐大貿易需求,再嚴格的海禁令也翻給你看。沿海官府根本不可能、也不願意阻礙走私,因為他們也深知海上帶來的豐厚利益,也在私底下分一杯羹。一些大膽的官員試圖游說樂於種田屯兵的朝廷放寬海禁令,但多數是以失敗收場,畢竟朝廷認為農地能帶來穩定的收入,搞貿易只會破壞穩定、搞亂社會秩序。朝廷愈不了解民心,沿海的居民就愈違反禁令,其後發生的「大倭寇時代」某程度上是朝廷(陸地)與沿海居民(海洋)的全面開戰。在這場利益戰爭中,這些中國「倭寇」拉攏同樣被朝廷拒之門外的日本人和葡萄牙人合作,打著貿易的旗號與官府對著幹。


誰帶領葡萄牙人來到中國?


        在朝廷的海禁令下,一些沿海居民選擇迴避官兵的巡邏,悄悄地與來自日本、琉球和東南亞商人進行走私。他們打扮成漁民出海、偷偷地來到小島時,等待前來接應他們的海外商人。大家可能會問,中國人能夠與外國商人溝通嗎?該不會是用身體語言吧!當然不會啦,因為所謂「外國」商人大多數是自己的「同鄉」或是他們的後代,能夠操流利的閩南話(福建)或廣東話(廣東)。

        事實上,十四世紀在東亞和南亞商船裡已有華人參與,他們既是船主或是船上成員。朝廷不是下了海禁令嗎?他們為何能走出中國呢?除了琉球的「閩人三十六氏」之外,鄭和下西洋時也留下一批船員、商人和技工在馬六甲等港口,傳授中國先進的造船、航海及其他工藝到當地。除此之外,這些海外華人依賴與家鄉的聯繫,以及熟悉中國語言,使他們亦成為東南亞貿易的重要商業群體。另外,不少朝貢使團的人員都是由海外華人擔任,因為他們也通曉如何與官府打交道。除了官府允許的華人移民之外,不少從福建和廣東地區離開家鄉的非法移民私下來到東南亞,靠著在海外的親戚或同鄉站穩陣腳,然後從小販、船員和運貨工做起來,然後成為商人。

馬六甲的青雲亭,被視為馬來西亞最古老的華人廟宇,相信在十五世紀時已存在。廟宇不僅是馬六甲華人社群的祭祀、鄉誼、議事的地方,而青雲亭的「亭長」是整個社群中最具話事力的人。

        對東南亞的港口統治者而言,海外華商的作用不僅透過他們的貿易網絡來擴大港口的市場,統治者們也委任他們掌管貿易和港口,甚至直接負責徵稅的工作。由於港口是王國的命脈,統治者不希望國內的皇室或貴族控制,所以他們寧願把它交給擅於貿易的外國商人。這是為何葡萄牙人首次來到馬六甲時,一些華人前來招待他們。即使歐洲人進駐東南亞後,海外華商的地位仍然相當鞏固,他們更成為歐洲殖民者控制當地的中間人,而這個合作關係屬於後話。

        不過,講到海外華商與葡萄牙人早期的合作,那就是歐維士於1513年乘坐華商的帆船前往中國。這與其說是葡萄牙人在尋找並發現中國,某程度上是海外華人帶領這些異邦人來到自己的故鄉。


澳門開埠的大舞臺

        當歐維士把發現中國的消息帶回馬六甲後,葡萄牙人便開始繼續收集這個國家的情報,以及計劃與他們的貿易大計。他們似乎並未意識到這片新海域的秩序【註五】,也不知道自己已經無意中犯下大錯(佔領馬六甲)。1518年,葡萄牙人派出第一支官方使團來到廣州,打算與大明帝國建立貿易關係。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因為人類總要重複同樣的錯誤。葡萄牙人對印度洋的秩序不了解,使他們與當地的關係跌入冰點,最後直接以槍炮武力破壞整個秩序,留來海盜和侵略者的臭名。當葡萄牙人來到東方時,同樣的情況仍然發生,對「朝貢體系」的不了解導致與中國的關係又跌入冰點,但這次他們不能再用武力破壞「朝貢體系」,只好在中國沿海來一場「奧德賽」。不過,葡萄牙人並不孤單,在朝廷的「海禁」下還有大批迫著出海的倭寇一起合作;也有一些倭寇來到廣東沿海,開拓新的走私港口,包括日後名為「澳門」的地方。

【註五】隨著葡萄牙人在東方的交流增加,他們得知中國朝廷對貿易的限制,以及對百姓實施「海禁令」。雖然他們了解這些「朝貢體系」的表面資訊,但體系背後的意味卻並不了解。



參考資料:
  • 羽田正編,小島毅修,張雅婷譯,《從海洋看歷史》,新北:廣場出版,2017。
  • Anthony Reid著,孫來臣、李塔娜與吳小安譯,《東南亞的貿易時代,1450 - 1680(第二卷):擴張與危機》,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 Denis Twitchett、Frederick W. Mote著,史衛民譯,《劍橋中國明代史(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 Jerry Brotton著,楊惠君譯,《十二幅地圖看世界史》,台北:馬可孛羅文化,2015。
  • Lincoln Paine著,陳建軍、羅燚英譯,《海洋與文明》,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
  • Philip A. Kuln著,李明歡譯,《他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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