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安古城：一座越南古城與大明皇朝的往事

會安古城的街頭上

        會安（Hoi An），一座位於越南中部的歷史古鎮。漫步於狹長的街道，兩旁的舖屋（Shophouse）遊走，這裡少了大城市的繁亂，多份小城鎮的懷舊。自1999年，會安古城被列為「世界遺產」後，成為越南的旅遊熱點。

        陳舊舖屋，小橋流水，百年會館，古舊風韻，讓遊人對會安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吸引人們在「來遠橋」和各家會館前拍照留念。然而，光靠懷舊的風景，便能使會安古城列入「世遺」名錄中？還是說這座古城背後，隱藏著旅遊書沒有告訴大家的故事呢？


因紛爭帶來興盛

        文明總是離不開河流的滋潤，會安也是如此。秋盆河（Thu Bon river）從遙遠的越南山區，流至會安古城，不久便來到出海口。幾個世紀之前，多艘船隻往來秋盆河口，在會安的河岸上進行貿易，但當時的河岸卻是在陳富街（Tran Phu Street）上，這正是為何多數歷史建築聚在這條古老街道上。

會安古城的秋盆河岸，昔日這裡是商船泊岸的地方。

        會安作為貿易港的歷史，可以追溯至公元兩世紀。早期占婆（Champa）王國的首都「因陀羅補羅」（Indrapura，又名「林邑浦」），正是設在會安一帶，而這裡也是東南亞重要的港口，但公元1000年，「因陀羅補羅」被越南人佔領，會安一時間沉夕下來。

        帆船在港口中，等待季節風來；會安在多年的沉睡中，靜待再次活躍的機會。來到十六世紀，越南正處於南北朝的分裂時期。1527年，後黎朝權臣莫登庸篡位，建立莫氏皇朝，但不肯歸順的鄭氏與阮氏家族，則在南面進行抵抗。然而，在對抗莫朝的過程中，兩大家族卻反目成仇，在消滅莫朝後更是分道揚鑣，導致新一輪的南北對峙。不過，這場「鄭阮紛爭」又跟會安有甚麼關係？

十八世紀末的會安港口（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當時，廣南國（阮氏政權）的土地不論在人口和資源上都遜於鄭氏，難以長期跟鄭氏對抗，幸好他們擁有一處良好的港灣，也就是會安。廣南國於是大力發展貿易，一來以備軍需，二來供國使用。會安也憑著地理優勢，一躍發展為東南亞的貿易港。來自中國、日本、東南亞各國的船隻都來停泊在會安河岸，而隨著歐洲人的東來，這處他們稱為費福（Faifo）的港口也多了克拉克帆船和白人的身影。十六世紀的會安，是「海上銀絲之路」的一站，百貨匯聚，貿易最盛。


來遠橋：見證朱印船貿易

會安古城的來遠橋，又稱「日本橋」，據說由十七世紀住在會安的日本人興建，其後木橋由華人和越南人修繕，成為一座古老的廟橋，內裡供奉中國道教神明——玄天上帝（北帝）。

       說到會安古城最著名的地標，相信非「來遠橋」莫屬，也就是遊客們口中的「日本橋」。廣為人知是，木橋由日本人在1593年（猴年）興建，並在1595年（狗年）完工，因此在橋的兩頭分別有猴子和狗的石雕。然而，來遠橋曾屢毀屢建，現時所見的木橋可追溯至1763年。在十六世紀末，日本人和中國人各自在會安河岸上建立兩個市街，以便進行貿易，但為何兩國千里迢迢來到越南經商呢？

        自明朝立國以來，因倭寇為患而斷斷續續地實施「海禁」，明日兩國只能以走私形式進行民間貿易。1567年，明穆宗開放福建漳州的月港（史稱「隆慶開關」），讓泉州和漳州的商人對外貿易。日本方面，豐臣秀吉結束連接戰亂，看中海上貿易帶來的巨大潤利，於是在1592年批准「朱印船」渡航海外。儘管明日貿易仍被中斷，但兩國商人仍可在東南亞的港口，包括會安、馬尼拉等，進行商貿。

會安陶瓷貿易博物館內的朱印船模型

        每年一月至三月，海上吹起東北季風，那些獲幕府批發「朱印狀」（海外渡航許可證）的日本商船從長崎出發，各自前往不同的港口。在1604至1635年間，每年約有十艘朱印船來到會安，船隻花上四十天便抵達，參加為期七個月的「交易會」。來到秋盆河岸時，港口上聚集來自中國、暹羅（泰國）及其他國家的商船，絲絹、瓷器、香料、木材等珍珠貨物，全都匯聚在會安港口上。

        那時候，會安的貿易由名為「艚司」的機關主管。各國商船在貿易前，需要先向「阮主」和大臣獻禮，艚司再檢查和登記船上貨物，並由官府優先選購貨物。由於廣南國缺銅，造成銅錢緊張，官府一見日本商人的紅銅，便立即收購。除了紅銅，華商也對日本人帶來的另一種金屬相當感興趣，那就是白銀。在十六世紀，日本發現豐富的銀礦，使人們攜帶巨額白銀，在各地港口購買商品。在會安，他們就以大量白銀收購中國的上等絲綢和瓷器，滿載而歸回國。憑著巨額的白銀，日本商人具有控制東南亞市場的能力，影響各地物價的波動。

日本人繪畫中的會安古城

        在會安不僅有跟隨朱印船而來的商人，也有日僑商人居住在港口內，並在十六世紀末形成一條「日本人町」。這些日僑主要從事仲介商、買辦和通事，靠著熟悉當地語言和風谷，為同胞和他國商人服務，掌握當地的對外貿易。然而，隨著1635年德川家康禁止日本人出國，中斷了「朱印船貿易」，而會安的日本人町也漸漸沒落，與越南人同化。時至今天，日本人在會安的遺跡除了「來遠橋」，還鮮為人知的日僑墓碑，與日本人的足跡一起隱藏於茫茫稻田中。


華商會館：會安的華商足跡

        走過來遠橋，與「失落」的日本人町相比，會安倒是帶有不少華人的色彩，如陳富街上有華人會館、關帝廟，連「會安」這個名字也是來自漢語。會安開埠以來，除了日本人在此建立日本人町，中國商人也在港口建立華人聚落，兩國商人各自居住在所屬的市街，各依原有的習俗生活。然而，到底華人從何時來到會安？

放置在福建會館內的中國帆船模型

        相傳在1444年，出身福建泉州的明海和尚來到會安，創立「祝聖寺」（Chuc Thanh Pagoda）；而中華會館也曾收藏一件「五百年遺鼎」，據說鼎上提及「江浙會館」及「成化」。由此推測，在十五世紀時，大明華人來到會安從事傳教或經商，而早期的華商可能來自江浙地區。可惜，古鼎卻遺失了，下落不明，有關華人在會安的最早期歷史，也可能難以考究。

會安關帝廟早在1653年已存在，是古城內最舊的廟宇建築，供奉關羽父子、赤兔馬、白鶴馬等。

        不過，從陳富街上的歷史建築中，可以確定至少在十七世紀中葉時，華人已經在會安聚居經商。在中央市場附近的關帝廟（又名「澄漢宮」），是會安古城內最古老，也是最具規模的華人廟宇，早在1653年已經存在。除了創立廟宇，華商也在會安組織各自會館。福建閩商緊接江浙商人來到會安，在此建造一座「茅廟」，在六十年後，他們於1757年重修為「金山寺」，也就是今天的福建會館。其後，粵商建立「廣肇會館」，潮州商人成立「潮州會館」，海南商人創立「瓊府會館」。隨著華商陸續到來，他們在1741年成立「洋商會館」（中華會館前身），作為華商們的總館。

福建會館建於1757年，前身是茅廟金山寺，是會安最大的會館。

廣肇會館的建築風格表現強烈的嶺南特色，但會館內卻供奉天后和關羽等，帶有閩南色彩的神祗。

中華會館原名「洋商會館」，是會安華商的總館，早在1741年已成立。

       這些華商會館，不僅是各地同鄉商人議事的地方，也是一座廟宇。會館內多供奉天后（即媽祖）和關帝，前者是廣為人知的海上女神，保祐水手和商船的安全，後者則是與商業有關的財神。另外，一些會館供奉的神祗亦與越南歷史有關，如潮州會館供奉的「伏波將軍」，相傳是鎮壓越南「二徵起義」的東漢名將馬援；而瓊府會館的「昭應公」，就是悼念1851年慘遭海盜劫殺的180位瓊僑。

潮州會館供奉的主神是伏波將軍馬援，他曾經在越南鎮壓「兩徵起義」。

瓊府會館為海南人的會館，內裡供奉的「昭應公」為1851年慘遭海盜劫殺的180位瓊僑。

        在十七世紀末，華人在會安的人口遠多於日本人，特別是在日本鎖國後。當時，會安有一條約四里的沿河直街，相信位於今天陳富街一帶，有眾多華人居住，街上商行店舖連綿不斷，當中大多是閩人的房屋，而這些華商都迎娶當地女人，以便經商。當然，並非所有在會安皆是經商的華人，也有一批華人背負滅國飲恨的包袱，他們是「明鄉人」。


明鄉萃先堂：明朝遺民的故事

明鄉萃先堂是會安明鄉人的會館，也是他們的義祠。

        在關帝廟不遠處有一座「明鄉萃先堂」，約建於十八世紀末期。有別於華人廟宇及會館，萃先堂內供奉並非天后和關帝等神明，而是「十大老」及「三大家」等明鄉人的祖先。這種似「華」非「華」的特色，多少反映明鄉人的族群特點。不過，為何在同一座城市內，卻出現這種截然不同的華人族群呢？

明鄉萃先堂內供奉的是「十大老」及「三大家」等明鄉人的祖先，而非傳統華人的神明。

        1644年清兵入關，大明帝國大勢已去，皇族宗室、大臣及將領紛紛到國外四散，如鄭成功在台灣建立「明鄭」政權。除了鄭成功，明朝遺臣陳上川和楊彥迪，則在三藩之亂後率三千餘部，逃往廣南國的會安。面對這批明朝遺民的到來，廣南國阮主阮福瀕決定收留他們，一來是對宗主國（大明）的同情，二來是打算借助他們來開發南方疆土。這批華人於是在越南落地生根，並納入當地行政體系，名為「明香社」（後來又名「明鄉社」），帶有「維持明朝香火」之意。

        早期的明鄉人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他們身穿明朝漢服，按照中國人的傳統生活，可見他們還存有復國的希望；而他們對廣南國的商業、開闢疆土等貢獻甚多，一些人更在朝廷擔起重職。因為明鄉人頗受當地人的尊重，得到較優權益，所以不少在會安居住的清國華人後代也自認是明鄉人。

位於關帝廟後面的明鄉佛寺，現已改建為「會安歷史文化博物館」。

        在十八世紀末，西山阮氏（有別於廣南國的另一派阮氏）結束長達百年的「鄭阮紛爭」，越南回歸統一。在1829年，阮太祖下詔稱明鄉人家族不得復返中國，意味著朝廷把這批華僑視為本地人，而隨著明鄉人的越南化，他們已不同於以會館為首的華人，成為帶有華人血統、卻地道的越南人。不過，祖先們離鄉背井的往事，依然印證在明鄉萃先堂上。


二十一世紀的「商埠」？

今天的會安，同樣有來自各地的外地人，但他們不是昔日的商人，而是遊覽古城的遊客。

        直到十八世紀末，會安仍然是東南亞海上貿易的重要港口，但隨著十九世紀的到來，會安也迎來前所未有的挑戰。首先，由於秋盆河帶來淤泥，使會安港口的河道愈來愈窄、河床愈來愈淺，不利於新型蒸汽船的使用。同時，越南正受到西方國家的入侵，特別是法國，使阮朝政府不得不限制對外貿易政策。在這樣不利的困境下，會安作為貿易港的地位被鄰近的峴港（Da Nang）所取代，漸漸淡出國際經貿的舞台，回復寧靜小鎮的面貌。

        今天的會安，因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關係，成為越南中部的旅遊景點。街上人來人往的情況，相信不遜於古時的「交易會」，無數的外地人在這裡遊覽景點、光顧商店，看似回到昔日商埠時的繁華。


（本文於2015年4月15日刊登在《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http://gushi.tw/archives/7823）


參考資料：

• 尼古拉斯‧塔林（主編）（2003年）。《劍橋東南亞史（第一册）》。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
• 李慶新（2003年）。《貿易、移植與文化交流：15 – 17世紀廣東人與越南人》。「第二屆海外華人研究與文獻收藏機構國際合作會議」發表之論文，香港中文大學。
• 黃蘭翔（2004年），《華人聚落在越南土地上的深植與變遷：以會安為例》，《亞太研究論壇》No.26，2004，154-191頁。
• Hoi An Centre for Monuments Managements and Preservation (2008). “Impact: The Effects of Tourism on Cul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Cultural Tourism and Heritage Management in the World Heritage Site of the Ancient Town of Hoi An, Viet Nam”. Bangkok: UNESCO, 2008.
• 李慶新（2010年）。《瀕海之地—南海貿易與中外關係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蔣為文（2013年）。《越南的明鄉人與華人移民的族群認同與本土化差異》。《台灣國際研究季刊》期刊，9（4），63 – 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