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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街市桃花崗:往日桃花今消盡

桃花崗彭記咖啡檔,平日經過時路上都坐滿了人,具有昔日大排檔特色,可惜此景已經不在。       去年今日此崗中,人面桃紅相映紅。         人面如今何處去,桃花不再笑春風。         這首詩張貼在紅街市旁邊的一處隱匿的木屋區中,此地名為「桃花崗」,而桃花崗的故事要回到四十多年前。在 1970 年代,澳門正從傳統手工業轉向製造業為主的經濟,不少工業大廈在 罅些喇提督大馬路 ( Avenida da Almirante Lacerda ) 和慕拉士大馬路( Avenida de Venceslau de Morais )興建。提督馬路的工廠以製衣廠為主,而慕拉士大馬路則多是製作機械的工廠。 德姐的賣衣檔,她已經在桃花崗上經營三十多年,也協助紅街市醉龍節的準備。         雖然有大量本地工人投身於製造業,但尚未能滿足人力需求,而因為中國政局不穩,部份內地居民逃避港澳,工廠成為他們生活的庇護所。隨著中國政局明朗化,以及改革開化的推動,大量內地新移民來澳生活,工廠是他們賺取來澳的「第一桶金」的地方,靠著這些錢財白手起家。 桃花崗正是在工業發展中出現。面對貨品巨大的需求,廠方需要工人長時間工作以應付需求,午飯時間往往只有一小時,甚至半小時。不少大排檔設在工業大廈之間,桃花崗就是位於紅街市旁的羅約翰神父街( Rua do Padre João Clímaco )上,而且是規模較大的一處大排檔區。據當地的老街坊所言,工廠到了午飯時間,大量工人馬上走到附近的大排檔,而餅店和排檔也早已準備好食物以應付人潮。每天桃花崗上約有六百多人光顧,從今天的環境看來真的是難以想像。「桃花崗」的名字源於很多女工人在那裡用膳,年輕的小伙子都會到這裡「賞花」,碰碰自己的桃花運,在這裡尋找長相廝守的對象,用今天的角度來說這裡是一片「泡妞聖地」。 鳳凰餅家的工人正在製作月餅的饀料。餅家依然使用人手製作月餅,可惜這樣的餅店又少了一所。 晶記餅家的乾酥餅和月餅非常有名,不少街坊也前來光顧。 隨著製造業的沒落,很多在提督馬路附近營業的大排檔也相繼結業,而桃花崗的排檔因接近紅街市而得以繼續經營。晶記餅家、 彭記咖啡檔、鳳凰餅家和德姐的賣衣檔,都已經在該區 經營三四十年,他們都可說是充滿特色的老店。老街坊們依舊到 彭記咖啡檔品嚐瓦煲咖啡,中秋佳節時

庇護聖母教堂:唐人廟與澳門禁教風雲(四)

關前後街的葡文名稱與庇護聖母教堂有關,相信教堂的位置在該區一帶。 (承上文)         1747 年(乾隆十二年) 3 月 12 日,香山知縣張汝霖發布告示,上有「為嚴禁愚民私習天主教,以安民夷,以肅法紀事。」,要求緝拿協助傳教的華人林氏父子,以及通知澳門總督將會派人封鎖庇護聖母教堂,而教堂內的物品請他們自行收回。另外,告示還要求華人教徒停止信奉天主教及赴澳進教,否則將受到重罰。         八日後( 3 月 20 日),張汝霖派香山縣巡檢顧麟、縣丞顧嵩、澳門商人領袖蔡泰觀和蔡觀實來澳查封庇護聖母教堂。對於中國政府要求查封教堂,議事會( Leal Senado )原先是採取合作的態度,在收到諭旨後也沒有表露難色。不過,當時澳門主教羅沙( D. Hilário de Santa Rosa )對此大為不滿,認為中國官員的命令簡直是迫害,而議事會竟然願意接受命令。         教會方面於是組成司鐸會議團與官員交涉,他們指出庇護聖母教堂並非官員所說由華人興建,而是葡萄牙人所建,並拿出相關文件作證明,但官員們卻一再重申教堂必須關閉。教堂的鑰匙在耶穌會會士羅安當( Loppez )手中,他與羅沙主教表示寧願交出人頭也不交出鑰匙。 在教會如此強硬的態度下,議事會一反服從的態度,反對中國政府封鎖教堂。議事會再次表示教堂非華人興建,希望官員們能格外開恩。若果中國政府必須封鎖教堂,即使要滅天主教,澳葡當局寧願回國也不能接受這項命令。至於林氏父子及其徒三人則早已逃跑,不知所蹤。交涉無果的香山官員們於 3 月 24 日帶同葡方的信函向張汝霖匯報。張汝霖讀過信件,立即以嚴厲口吻寫下《諭澳夷檄》回覆,令顧麟向澳葡政府宣諭。         張汝霖先在文中重申,澳門是中國租借給葡萄牙人,是對他們的恩賜,而且澳門是作為貿易之用,非傳教及蠱惑華人。即使葡人建立教堂,也是出於尊重他們的宗教讓他們自用。他也表示封閉教堂是皇帝的命令及中國的事務,與葡人毫無關係,認為中方侵越葡方的許可權是無稽之談。至於葡萄牙人以回國作威脅,張汝霖指如果葡人選擇離開澳門,中方不會阻止他們,反而省了處理他們事務的麻煩,更以「天朝之厚福,聖主之至願也」來形容之。張汝霖最後還通知澳葡政府會在 3 月 30 日親臨澳門封閉教堂。         議事會人士閱讀信函後立即冒出冷汗,看

庇護聖母教堂:唐人廟與澳門禁教風雲(三)

《澳門紀略》中的名為「唐人廟」的庇護聖母教堂,教堂附近除了聖保祿神學院外,還有「粵海關澳門關部行台」(圖的右側建築物),所以位置在關前後街一帶。(圖片來源:《澳門紀略》) (承上文)          受到皇帝諭旨所託,香山知縣張汝霖不敢有所怠慢,他馬上對華人來澳入教進行詳細調查。有關張汝霖的為人,中外文獻有南轅北轍的說法,在中文記錄上張汝霖是瞭解西方人並能以懷柔手段處理,但西方文獻所記載的是他以殘酷的手法審理傳教士。不論他有甚麼方法,張汝霖經過兩個半月的暗中調查後向朝廷稟報,而這份奏摺為當時澳門進教的情況提供珍貴的資料。         18 世紀中葉,澳門是一處華洋雜處的地方,華人進教可分為長期逗留或每年赴澳一次。長期居澳的教徒由於與葡萄牙人相處甚久,語言和生活方式漸漸地跟隨葡萄牙人。這些人中,部份人改穿洋服和娶葡人女子為妻,也有華人教徒在澳經營生意或成為工匠,甚至參與兵役。他們與葡萄牙人同居,並打扮成他們的樣子,也經常與葡萄牙人交流,以方便加入天主教。         至於每年赴澳的教徒,他們會來到聖保祿神學院附近的「 唐人廟 」,即庇護聖母教堂。教堂經過兩次擴建後,由外國神父負責主持,其他華人教徒為協助。不但是專為華人傳教的地方,也是教友們聚集的地方,同時也具有慈善施藥的功能。教堂今年最重要的時間是四旬期( Lent ),即復活節前共 49 日的齋戒期。南海、番禺、東莞、順德、新會和香山各縣居民在這段期間均會赴澳參與禮拜,節日過後部份人馬上回鄉,也有人逗留兩、三日。教徒們平日來到澳門,也會先到庇護聖母教堂禮拜。         由於華人教徒的流動性較大,所以官員們難以得到所有教徒的名字。不過,張汝霖的奏摺中卻提及兩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教徒。一位洋名為「林咭吠嘰吵」的林先生,與兒子(洋名為「林亞離素」)和徒弟(洋名為「李燕那斯」)一同從事庇護聖母教堂的傳教事務。林先生居住在教堂內,以行醫為名;但凡華人前來進教,都會向林先生取經誦讀。此外,還有洋名為「安哆彌咽離吔」的周世廉,他是一艘洋船的船主,從事遠洋貿易,也已經娶妻生子。         張汝霖在奏摺中也向朝廷提出消除進教之風的方法,他認為阻止教徒赴澳並非治本之法,只有關閉影響最大的庇護聖母教堂才是最有效的方法。對於赴澳進教之人,各縣官員要加以阻止,同時讓他們放棄信教,改過自新

庇護聖母教堂:唐人廟與澳門禁教風雲(二)

處死前的白多祿主教,為天主教福建宗座代牧,因1746年的禁教風波被捕,他是最早的在華殉教者。 (承上文)          康熙年期的天主教傳播以耶穌會為主,大量會士受到皇帝的重用,令他們在傳教事業上形成壟斷局面。當時,其他修會也試圖在中國分一杯羹,如方濟各會( Franciscans )、奧斯定會( Augustinians )和道明會( Dominican Order ),所以不少傳教士以偷渡的方式潛入中國,他們裝扮為當地人並在村落間進行傳教。可惜,各修會之間為利益互相爭鬥,又不遵守中國政府的規則,結果引發了「禮儀之爭」及其後的禁教風波。 清世宗在 1723 年繼位,年號為「雍正」,上任後的皇帝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正是因禮儀之爭所引發的政治和宗教風波,而最先爆發教案的地方是福安縣。福安縣因接近台灣,道明會在西屬台灣時期以偷渡方式潛入該地,並迅速發展起來,成為道明會在中國的重要鎮地。由於沒有中國政府的批准,以及對教士蠱惑人心的憂慮,所以福安是「教案」時常發生。 1723 年的教案中,閩浙總督滿保驅逐了兩位傳教的道明會士,其後各州各縣也開始驅逐大量的傳教士,拆卸所有教堂,並嚴懲信教之徒。部份傳教士藏身起來以逃過被逐的命運,而被逐的教士被遣送到廣州後,再驅趕到澳門。因澳門並非列入禁教之列,故多數教徒遠赴澳門入教。自此,澳門成為潛入中國的傳教士的必經之路。然而,經過上次禁教後,福安縣的天主教活動還是屢禁不止,更大的教案也隨之而發生,而這次禁教之火蔓延至澳門,其震撼性可謂震驚中外。 事情又發生在 1746 年(乾隆十一年)的福安縣,福寧鎮臣李有用發現該區天主教有死灰復燃的情況,於是向福建巡撫周學健上報。經過周學健的搜查後,他發現在如此嚴厲的打壓下,傳教士以暗藏在教徒居所的暗室與地窖等地方,夜裡秘密與教徒的見面,可見他們已經為對付禁教作了長期的準備,而教徒人數竟達二千多人,情況遠比官員們想像中嚴重。         周學健在 6 月間派官兵進行搜捕行動,並逮捕了數位教士和一些教徒,但未能捕捉最重要的人物——福建宗座代牧 ( Vicar apostolic )白多祿主教( San Pedro Sans y Jordá )。不過,受審者在官員的嚴刑拷打(主要是虐打及拶刑)下,人們不敢再為主教提供藏匿處,不久白多祿在 6 月 30 日被捕,而被捕的

庇護聖母教堂:唐人廟與澳門禁教風雲(一)

《澳門紀略》中的澳門地圖(約1748年),可以看到被稱為 「唐人廟」的庇護聖母教堂。教堂位於聖保祿神學院附近。(圖片來源:《澳門紀略》) 「庇護聖母教堂」,聽聞過這個名字的人相信少之有少。筆者在整理望德堂坊( St. Lazarus Quarter )時聞知它的存在,由於它與望德堂有著相似之處,使不少人把兩者混為一談。庇護聖母教堂的歷史,標誌著澳門及內地天主教早期的發展史,但其短暫的歷史卻讓人忽略了它的存在,本篇將會簡述這座耐人尋味的教堂。 在地理大發現時代,天主教( Catholicism )隨葡萄牙的船舶向亞洲傳播,但過程卻是腥風血雨。葡萄牙人在佔領該區利用強迫手段使當地居民成為教徒,若有不從者,輕則驅逐異地,重則格殺勿論。當地原來的神廟都遭到破壞,取而代之是天主聖名的教堂。反觀澳門,今天所見的情況卻與前者大為不同:三大古刹與三大古教堂並存,宗教文化和階融合,兩者並無衝突。 事實上,澳門天主教傳播的最初目標是中國,所以不少傳教士如聖方濟.沙勿略( Francis Xavier )都以偷渡進入中國傳教。然而,在中國政府對外來者的強硬阻礙,傳教士漸漸意識到硬闖並非辦法,以武力強迫更是妄想,所以決定以澳門作為傳教基地並加以擴展。聖保祿公學於 1594 年被升格為聖保祿神學院( St. Paul’s College ),標誌著基地步入正軌的第一個里程碑,澳門自此成為遠東最重要的傳教士培訓要地。 僅僅是培訓傳教士尚未足夠,耶穌會士決定以本地華人為目標以宣揚教義。透過感染本地華人,讓他們慢慢地把天主教滲入中國內地,令更多人接觸高尚的教義,從而使中國成為一個新天主教帝國。在 1602 年,耶穌會會士( Jesuits )在聖保祿神學院附近建立一座木製的小教堂,名為「庇護聖母教堂」( Chapel of Our Lady of Amparo ),又稱蔭庇之母小堂,以專為華人講解福音。 《澳門紀略》中所繪的「三巴寺僧」,即聖保祿神學院的耶穌會會士。 (圖片來源:《澳門紀略》) 可惜,早期本地居民對天主教還是十分抗拒,甚至是仇視的情緒,所以這座小教堂不久被人燒燬。庇護聖母教堂被毀並沒有粉碎耶穌會會士對華人傳教的決定,反正教堂的規模和結構也是十分簡陋,不可能作長期使用。在 1634 年,耶穌會會士帕爾梅羅( André Palmeiro )重修庇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