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城．回憶

（承上文）          與中國進行貿易，一直而來都是西方國家的渴求，葡萄牙人獲得澳門城區並進行貿易，更使其他國家欲仿傚之。經過荷蘭人多番入侵後，英國也同樣覬覦澳門及附近土地，但當英國在鴉片戰爭（ Opium War ）後取得香港後，不再對當地構成威脅。假如以為路氹兩島自此天下太平，則是大錯特錯。看到對方純粹用武力即可獲得更大的甜頭，葡萄牙人也欲仿傚她，不想再對軟弱的中國政府俯首稱臣，因而開始澳門第二次殖民擴張。 張之洞，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曾在《中葡和好通商條約》中阻止葡萄牙人以外交手段奪取澳門。          澳葡政府於1851年（咸豐元年）迅速佔領氹仔後，立刻強徵課稅、修築炮台和設立警局，當然與氹仔有緊密關係的路環也成為吞併的目標。1864年（同治三年）時澳葡政府首次發兵攻擊荔枝碗，其後在1884年荔枝碗興建炮台（即今天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一些人視路環已在襲擊中被佔領，但事件上這僅是日後入侵行動的序曲。          其後的時間，澳葡政府多次對路環島上居民強徵課稅，並發兵擾侵，對當地民生構成嚴重影響。與此同時，即使吞併成功，也要使行動合法和合理。為此澳葡政府與中國政府展開談判，試圖採取外交途徑使非法吞併行為「合法化」。1887年中葡兩國簽署《中葡和好通商條約》（Sino-Portuguese Treaty of Peking）。這份條約名不符實，雖名為「和好通商」，但實為不平等條約。條約內容主要不是通商，而是「解決」中葡兩國百多年對澳門的問題。         這個問題對路氹兩島言而非常重要，因為問題是路氹兩島為「澳門屬地」或是中國領地。當時兩廣總督張之洞等人對條約內容強烈反對，提醒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要審視清楚內容。結果雙方就這個根本問題一拖再拖，即使條約簽署後還未能解決，最後問題也不了了之。雖然澳葡政府未能從條約中使入侵合法化，但間接為1910年路環全面被澳葡政府吞併埋下伏筆。 1900年的路環炮台，可看到炮台上只有一根32磅前膛炮。 （圖片來源："The Defences of Macau: Forts, Ships and Weapons over 450 years"）         前文曾提及清初遷界令對遷民有深遠影響，其中包括助長了海盜和三合會等組織在路氹一帶的

（承上文）         1669 年（康熙八年），遷界令終於解除，「遷民」獲准返回家園生活。回到百廢待興的家園，村民不禁難免流淚，既為回到故地而高興，但又為日後的生活而憂。路環的田地不但荒廢而久，而且土地本來就不肥沃，所以只能生產薯芋等雜糧。因不忍看到百姓生活困苦，香山知縣張汝霖於 1746 年（乾隆十一年）向朝廷提出免納田稅，以讓百姓能休養生息。 20世紀初位於路環作業的漁船（圖片來源：若瑟．利維士．嘉德禮，《永不回來的風景：澳門昔日生活照片》）          當時路氹兩地村民以打漁撒塚為生，漁農共存；村民雖有客家人，也有水上人（又稱「蜑民」）。村民除了出海捕魚外，也會用沙田作漁農之用。沙田是指從沙灘開闢出來的田地，因屬於官田而需要納稅。田主一般會把沙田租給佃戶耕種，每年需納租穀；有人也把田地改建成漁塘作養殖水產之用。田地買賣主要是叔姪兄弟之間進行，因出於情誼而稱為「送田」。賣田一般會附給一片荒園，荒園主要生產食草，能供漁產餵食，又能作為耕地的肥料。 20世紀初時，路環村民在春季進行犁田。 （圖片來源：若瑟．利維士．嘉德禮，《永不回來的風景：澳門昔日生活照片》） 除了漁農和前文所提的產鹽之外，村民會養殖生畜和家禽；而家中的婦女作採蠔、曬鹹魚和製造蝦醬以幫補家計。乾隆年間開始的免稅措施，經過嘉慶年間（ 1796 年至 1820 年），直至 1846 年（道光二十六年），使路環村一帶得以發展。在 19 世紀中葉（道光、咸豐年間）的路環正處於鼎盛時期。 全盛時期的路環村，眾多漁船及商船聚集在海岸邊，此時村落不但是一座漁村，也是一處小商埠。由於有大量船隻聚集，村內的造船業及其他相關行業，包括木材業、建築業、搭棚業和建築材料供應等，都十分興旺。村內的魚欄、魚行、船舖、當舖、雜貨店等林立，而地價也較乾嘉時期上漲不少，同時路環村與鄰近其他島嶼和村落交流頻繁，可見路環村的繁華程度與傳統被認為是孤島伶仃成極大的差異。 1970年代路環造船業（圖片來源：歐平，《澳門舊事：歐平濠江昔日風貌攝影集》） 在 19 世紀中後期（同治、光緒年間），路環村開始步入衰微。商舖數量依舊不少，全島當時約有一百二十多戶，行業種類同樣是十分多元化，但頗遜於道咸時期。田地和土地買賣也十分活躍，當時的買賣方式與前期有所不同，主要以

澳門最後的海村風情——路環村         近年澳門翻天覆地的變化，為這座小城增添了新色彩。還記起小時候老師常說，澳門過去是一條小漁村。昔日千帆飄揚、萬船聚港的景象已從內港消失，哪麼我們真的錯過了這種景色嗎？我們真的只能從舊照片或書本中，幻想虛構但曾經存在的過去嗎？         對大多數澳門人言而，路環村是既遙遠又陌生的地方。官方雖對古村的稱呼為「路環市區」，但路環村得以保留它原始的一面，或許是澳門早已消失的一面。沿著十月初五馬路（ Avenida de Cinco de Outubro ）漫步，飽覽古村風貌，細聽海浪之音 …… 若要真正地感受澳門，路環村更勝鬧市或賭場。         氹仔（ Taipa ）和路環（ Coloane ）兩島，由於遠離澳門的煩擾及雜亂，所以歷史文化和人文風貌得以較為完整地保留下來。不過近年兩地急速地城市化，對當地僅存的文化構成嚴重威脅。對於氹仔和路環早期的歷史，一直鮮有人研究之；但近年經過多位學者進行深入研究，路氹兩地的歷史漸漸變得清晰，社會大眾對兩地文化也有所關注。         路環村位於島的西岸，為島上最大的村落。跟澳門和氹仔一樣，「路環」並非村落最古老的名稱。若翻閱古籍及調查文物，會發現路環古稱分別為鹽竈灣、鹽灶灣（天后古廟內的古鐘）、鹽灶（譚公廟內的對聯）及鹽灣。自南宋高宗紹興年間（ 1131 年至 1162 年），香山縣南邊被設為產鹽區，由於路環位於產鹽區內，因此村民稱為「灶丁」和「灶戶」，其所納之稅為「灶稅」。 譚公廟前地，曾為路環村的主要鹽區。         昔日主要的鹽場，為譚公廟前地至三聖宮地，即 十月初五馬路海岸 。由於接近海邊，所以方便採集海水作製鹽。以鹽來命名，足以反映產鹽業是路環村村民的經濟生產。當時產 鹽業是路環村極為重要的產業，它為村落帶來大量財富，四座廟宇的與旺也基於此。 直到 20 世紀初，路環村尚存在產鹽及買賣，甚至供應至澳門半島。奇怪的是，產鹽業卻靜悄悄地式微，其原因可在為又一謎團，理由不排除與土地開發、海水污染及無人承繼有關。         清初朝廷為對抗台灣鄭氐，因而實施海禁，強迫沿海居民遷至內陸，嚴禁任何人等出海，以徹底斷絕與台灣的關係。在 1662 年（康熙元年）首次發出遷界令，遷界之列內的居民必須向內陸遷移五十里。由

         每個人都是城市的細胞，假如人的逝去所帶走的是城市的精神，那麼我們的城市正步向死亡 ……          旅院文化遺產管理課程二年級學生每年都會舉辦活動，以宣揚文化遺產及提高大眾對遺產和社會的關注。活動為「文化遺產詮釋」（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課程的實踐部份。因今年為「世界遺產日」（“ World Heritage Day ”）以「世界遺產與可持續發展：當地社區的角色」（“ World Herita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Local Community ”）為主題，所以活動也以此為題。         表演的故事發生於 20 世紀初的雀仔園坊，在此之前必須先簡介雀仔園坊的過去。雀仔園坊（ Bairro Horta da Mitra ）本是澳門舊城區內的樹林，曾為葡萄牙人狩獵的地點，直到 1863 年，澳葡政府才正式開闢「雀仔園坊」。由於不少華人在附近的水坑尾坊（ Bairro do Campo ）工作，所以皆聚居在雀仔園，形成濃厚的社區鄰里關係。          雀仔園內建有一座福德祠，為區內重要的廟宇建築。 1883 年，澳門總督湯馬士．羅沙（ Tomás de Sousa Rosa ）因修路而批出新地作重建福德祠，並為街道修建石級，故以其名命名街道：「羅憲新街」（ Rua de Tomás da Rosa ）。這正是為何故事名為「羅憲復憶：雀仔園的人與情」（“A Tale of a Street: Community Heritage of Rua de Tomás da Rosa”）。故事講述一條居住在雀仔園內的老街坊（慶伯），在臨終前「復憶」自己的過去，從一個頑皮的青年，成為區內德高望重的福德祠值理會主席，為當地社區服務。         嚴格來說，表演的故事性並不高，但卻不會受到劇情的束縛，讓內容及主題更能從演出中體現出來。同時，演出中加入大量互動元素，細節上也花了不少心思。演出開始前由本地德高望重的建築師「遊覽」石牆街（ Norte do Patane ）的古石牆村和沙梨頭村遺址。其後，慶伯的孫女從回澳一幕中，但他們巧妙地把影片與現實聯繫在一起，把觀眾的焦點從投影（ 2D ）帶到

夜黑人靜的福榮里，一些住戶依然居住在里內，但隨時間過去，這種鄰里關係遲早消失。 （承上文） 「社區的靈魂與文化遺產是緊密連繫的。」【註一】 社區是遺產最主要的利益關係者（ Stakeholders ），應負起主要的權力和責任。在關係到少數民族及原住民等的遺產處理上，政府與專家必需對這點十分清晰，畢竟遺產議題是極具政治性；一旦處理不當會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既然如此，社區該如何承擔保護遺產的責任？ 對遺產進行深入研究是管理保護的首要任務，而研究工作除了專家和學者外，更重要的是社區大眾的參與（ Participation ）。因為他們對遺產自身有詳細的資料，他們的參與無疑會影響到研究結果及日後的政策。假如由於一些資料較為敏感和機密，收集資料及建檔時上必需得社區大眾的同意和許可，需要更謹慎和彈性的處理。 「詮釋才會了解，了解才會欣賞，欣賞才會保護。」【註二】 在遺產詮釋（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工作上，社區大眾的參與同樣是不可忽視，必需尊重他們的意見。雖然這樣會使工作受到不少限制，但能贏得他們的尊重和信任，對日後合作百利而無一害。此外遺產詮釋的正確度和效果也會變得更全面和真實。 在制定政策及法律上，政府應向社區大眾提出諮詢，以充分了解他們的需要和意見。政府也應主動邀請社區人士加入制定程序，在計劃、執行及監督上發揮指導作用。非政府組織（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能擔當政府與社區大眾之間的協調方，特別是兩方出現火花和衝突時。假若政府強行政推出策及法律，只是剛愎自用，破壞兩方的信任和合作，最後導致兩方更複雜的矛盾。 除了研究及詮釋工作之外，應對一些社區人士作培訓，以便提供遺產管理及發展的人才，這樣遺產才能世代得以延續下去。當社區大眾熱愛他們的遺產時，他們會愛惜和保護它們，從而達致父承子繼的成果。保護遺產是發展的前奏，只有社區對遺產產生熱愛，遺產才能化為資源，為社區發展注入新動力。 賭城的燈光能否取替澳門遺產的 光輝呢？ 每天早上當坐上「發財巴」時，看到廣告的一句話：「錢真的是無法抗拒。」的確金錢真的是十分吸引，但為了金錢出賣自已作擁有的，值得嗎？ 「民族的價值觀一定不能有『錢』字，一個只為錢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一個民族必須有精神。」 ，這是中國文聯副主席馮驥才對急速

（承上文） 踏入教堂內，走進富麗堂皇的廳堂，看著華麗莊嚴的祭壇，一磚一瓦、木雕石刻皆是前人的遺作。即使他們的肉體早已灰飛煙滅，但靈魂依然存在，穿越時空的限制呈現我們的眼前。文化遺產不單是現在和過去的交接點，也是每個社會某一時期的縮影。透過它們可以了解過去，以填補歷史的空白，從而為人類發展帶來借鑒。「回望過去，展望將來」，總結和累積經驗是發展其中的關鍵，但記憶總會因消失而遺忘，保護文化遺產的目的正是希望保護僅存而具價值的過去。 向大眾解釋文物背後的意義及價值，能加強他們對文物的關注，從而推動遺產保護。 （圖片來源：旅遊學院文化遺產學會） 一些人會認為文化遺產保護者，只是一群沉倫過去和懷舊（ Nostalgia ）之徒，以保護所謂「遺產」之名，阻礙社會發展。事實上真正的遺產保護者不是沉迷過去，反而更著眼未來的發展。這種說法似乎十分矛盾，但當了解時間的「連續性」（ Continuity ）時，一切就不再存在矛盾。過去形成現在，現在構成未來。若不保護和利用過去的根基，怎樣去發展宏大長遠的未來？由此可見，文化遺產保護者所重視的不單純是過去或未來，而是由三者共同組成的時間「連續性」。 文化遺產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的共同點正是「連續性」上。假如社會因發展而犧牲了這種珍貴的文化資源、僅存的根源和身份載體，社會根本是沒有將來可言，現在的發展只是毫無意義地對社會靈魂的噬食！ 2006 年中旬，「東方拱門」（ Orient Arch ，俗稱「生鏽鐵」）旁邊的中聯辦大樓正施工中。對於這次工程的展開，當初大概沒有人對它產生懷疑，也沒想會引發如此嚴重的社會反彈。事因澳門政府在工程前悄悄地「重整」羅理基博士大馬路（ Avenida Dr. Rodrigo Rodrigues ）一帶發展方案，在只有少數人士知情下，提高該區將來興建的建築高度。假如是一般大城市簡直是何足掛齒，但工程卻對東望洋燈塔（ Guia Lighthouse ）帶來直接影響，「澳門歷史城區」正面臨嚴峻考驗。 東望洋燈塔，今天我們還能直接看到它，但不久我們只從高樓之間的空隙中窺視它…… 隨著少數敢作敢言的學者、專家和議員向政府連番批評，社會大眾開始意識到工程的嚴重性，市民及團體向事件提出關注。社會對工程作強烈反對，但政府以「合法」為由無動於衷。於是一些市民先後發函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告發事件，

（承上文） 特殊的歷史背景使澳門擁有濃厚的歷史及文化底蘊，而「澳門歷史城區」（ Historic Centre of Macao ）及其他眾多的文化遺產正是最佳的證明。文化遺產常被視為重要的文化資源，但如何把資源化為對社會長遠發展有利的財產（ Property ）。 大三巴牌坊，是「澳門歷史城區」的主要景點，其商品化程度可以從附近的商店看到。 不少本地及內地學者較為重視遺產在經濟上的價值，的確「商品化」（ Commodification ）是最直接的途徑。把遺產發展為旅遊景點，有助地方的旅遊業發展，讓當地的經濟錦上添花；而對一些缺乏資源的地區言而更是命脈。遺產自身又能自負盈虧，減少社會的負擔。 得到「世界遺產」（ World Heritage ）美譽的遺產，更能大大提高它與地方的知名度，為地方帶來商機。此外世界遺產像磁石般吸引大量遊客，帶來大量財富。以享負盛名的威尼斯 （Venice） 為例，在 2009 年已有 20 億人次來訪，成為地區的經濟命脈。不過大量遊客到訪，造成古城出現沉降現象，帶來沉重負擔。「澳門歷史城區」成功申報為世界遺產後，政府有意讓文化旅遊成為旅遊元素，可惜效果真的是不敢恭維。 遺產的經濟價值往往被人過分強調，卻忽視了它們更重要的社會文化價值。文化遺產不僅是文化的象徵，也是根源（ Root ）和身份（ Identity ）的載體。 「若不以過去為榮，我們將失去未來；若毀滅我們的根源，我們將不能成長。」【註一】 社會和根源的關係有如綠葉與地下莖（ Rhizome ）。當社會欣欣向榮地發展時，根源也不斷地壯大。然而社會總會衰落，眼前茂盛的景象灰飛煙滅，但根源依然存活，等待著社會新發展的來臨。 歷史告訴我們，忘記根源的民族是不可能存活。猶太人（ Jews ）是少數僅存的古老民族，自羅馬帝國攻陷耶路撒冷後，他們一直過著國破家亡、處處迫害的日子，但他們依然頑強地生存下來，與之同期的民族及其文化早已消失。維繫猶太人的不單是血脈，而是維繫身份和根源的猶太教（ Judaism ）。猶太教是猶太民族世代相傳的文化遺產，成為猶太民族成功存活的關鍵所在。 耶路撒冷西牆，是猶太王國遺留下來的遺址，現在成為猶太人的聖地。（圖片來源：sam189） 遺產作為團結民族和社區的力量，是根源和身份的「活生生」的標記。在戰火和災

         每年 4 月 18 日為世界遺產日，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onuments and Sites ，簡稱 “ICOMOS” ）會為「世界遺產紀念日」定下主題。適逢本年是《世界遺產公約》（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簽署 40 週年，今年主題定為「世界遺產與可持續發展：社區的角色」（ “World Herita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local communities” ）。文化遺產（ Cultural heritage ）作為極為珍貴的文化資源（ Cultural resource ），只是利用得當對可持續發展有著重要貢獻，但該如何利用，社區大眾又在當中擔當甚麼角色？本文將圍繞這個主題作簡單討論。 18 世紀中葉，工業革命（ Industrial Revolution ）開始在歐洲燃起，「革命之火」慢慢從擴散至世界各地。經濟為上的發展成為主流，在狂熱的開發主義下，一切資源會毫無保留地鍊成金錢，發展早已違背初衷。隨著資源、環境和社區因發展主義（ Developmentalism ）而受到嚴重衝擊，人類開始反思發展的本質和意義，因而萌生「可持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的概念。 1987 年，聯合國提出「可持續發展」的定義： 「既能滿足我們現今的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後代能滿足他們的需求的發展模式。」 【註一】 這個定義帶出兩個重要信息：首先，發展是應為滿足需求而進行；然後，發展不應影響到後代的需求。為達成這兩項原則，可持續發展共設「三底線」（ Triple bottom line ）：經濟（ Economic ）、生態（ Ecological 或 Environmental ）和社會（ Social ）。近年，有人更提出社會底線應分拆出文化底線（ Cultural ）和政治底線（ Political ）底線，對於這種見解則見仁見智。 「三底線」平衡發展是最理想的可持續發展狀態。可惜「經濟為上」的觀念是根深柢固。人們往往認為先有金錢，才把金錢「回饋」社會和自然。經濟發展必會伴隨社會和生態的代價，影響了下一代的生

         當走入這些舊區古村時，你不難發現被封閉的古井。水井是古時澳門重要的水源，在澳門自來水公司成立前，一直是澳門大眾主要的食水來源。隨著自來水的飲用增加，以及水源的污染，很多水井早已停用，只有極少數的水井尚可使用，包括亞婆井（ Lilau ）和涼水井等。 涼水井，位於涼水街口附近，是昔日涼水井村重要的遺跡。         從鏡湖醫院門診對面拾級而下，便到達涼水街口（ Rua dos Curtidores ）。街口有一座舊式民房，在民房旁邊會發現一處水井 —— 涼水井。涼水井的井口非常特別，以花崗石砌成方形，與一般圓形井口不同。對於製作者是否別有用心，或是純粹偶然，這點有待考究，但這種特別「設計」成為涼水井獨一無二的特徵。         涼水井，與亞婆井一樣，有著相當悠久的歷史。昔日有數十戶人家聚居於此，形成位於新橋村與沙梨頭村之間的小村，名為「涼水井村」。涼水井村除了涼水井外，還有另外一處水井，名為「鯉魚井」，兩者皆為炮台山山泉的地下水。據說鯉魚井為小井，因水質優良而十分適合泡茶，但依然不及大井清涼，所以大井名為「涼水井」。一村二井，井旁築起小屋，村民依靠耕作，汲取井水為生，生活十分優柔自在。 吳歷， 又名吳漁山 ，為其中一名「清初六大家」，曾來澳修學並暫居涼水井村。 涼水井村也曾經有名人暫居。清代山水畫家吳歷（又名吳漁山），為「清初六大家」之一，中年時信奉天主教。他於 50 歲時（ 1681 年，即康熙二十年）跟隨耶穌會士柏應理（ Philippe Couplet ）赴澳。在進入聖保祿神學院（ St. Paul’s College ）前，吳歷在涼水井村暫住，直到學院批准之。其後，他經過修習後以司鐸的身份返回內地傳教。吳歷在澳門學習期間，寫下不少詩句，如《三巴集》及《澳中雜詠》，提及澳門開埠初期的面貌和人文風情。 澳葡政府在 1863 年（同治二年）連佔新橋、沙梨頭等村落後，涼水井村也同屬政府管轄下。不久政府便對村內徵稅、設門牌及開闢馬路，在 1869 年（同治八年）左右闢建涼水街、大井巷（ Travessa dos Poços ）等。抗戰時期，嶺南派名畫師高劍父在澳時，也試圖尋覓大師足跡。可惜，經過歲月摧殘，涼水井村早已消聲匿跡，只餘下方井待人尋味…… 井底之「龜」……           寂靜的涼水井曾經

高樓出青牆，青牆圍竹林，竹林藏小寺，小寺名竹林。 （承上文）          在沙崗義塚尚未整頓前，一位名為蔡紫薇的道人來澳，並在該區建立「祥雲仙院」。後來他無心潛修，於是向正尋覓土地的紫竹林慈善會贈地。慈善會創辦人堅性和尚來自廣州華林寺，然後獨自來澳籌募建佛寺。 1911 年（宣統三年），堅性和尚與其他九位富商，各人捐贈 500 元（合共 5000 元），把道觀改成寺院，名為「竹林寺」。         高樓中出青牆，青牆圍著竹林，竹林深藏小寺。雖為寺院，但道觀的特色依然保留，可見中國道佛一家的宗教特色。由於竹林寺環境清幽，境色雅麗，寧靜清優，不少文人雅士來寺題詩作畫。竹林祥煙，雅屋幽境，直至今天依然存在。         沙崗區經過整治後，街道已開闢完成，但此曾為義塚，因而陰氣極重。事問誰願意住在陰地上，與亡靈「朝夕相對」的日子？因此該區初期可說是開闢了的荒地。在澳葡政府頭痛這個「燙手山芋」時，有人向政府提出願意發展沙崗區，他就是澳門鉅商盧華紹。當時的華商財雄勢大，「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無錢賺」。在政府開闢土地過程中，他們總是「化腐朽為神奇」的角色。 在盧華紹的大力發展下，住宅和商店紛紛興建，人們漸漸搬到舊沙崗區一帶居住，並合併為新橋區的一部份。為答謝盧華紹的協助，澳葡政府以他的小名來命名其中一條街道，為「盧九街」（ Rua do Lu Cao ）；而由於該區曾為義地，因而以「義字街」（ Rua da Emenda ）來命名另一條街道。 義字五街市集，為澳門最後的露天市集。 大量人口遷入新橋及沙崗一帶，使該區成為澳門其中一處人口最密集的地方。當時街市大樓尚未出現，而買菜是在露天市集進行。新橋區的露天市集原先設在渡船街（ Rua da Barca ），後遷至大興街（ Rua de João de Araújo ），然後又遷回 渡船街，最後才移至今天的義字五街一帶。 所謂義字五街，全稱為「義字街小販認可區」，分別指盧九街、義字街、羅白沙街（ Rua de Brás da Rosa ）、道咩卑利士街（ Rua de Tomé Pires ）及群隊街（ Rua do Rebanho ），在重整前為沙崗村的所在地。紅街市（ Red Market ）建成後，一些商販從市集遷至街市裡，但依然無損義字五街的熱鬧。市集是城市文化中重

現在提到「沙崗」一地，很多人會想到氹仔沙崗市政墳場。近日清明節，許多孝子賢孫會到墳場掃墓祭祀，氹仔沙崗自然是人流繁多。在澳門半島亦有一處名為「沙崗」的地區，同樣是曾經作為墳地之用，但很難想像昔日的澳門「沙崗」，今天竟然是新橋區內繁華的地方 …… 澳葡政府擴建城區前，從三巴門（即今天包公廟旁）至三盞燈一帶，在新橋村之北，皆屬沙崗區。沙崗區內有一條小村，名為「沙崗村」，位於今天義字五街一帶。有關這條小村的資料並不多，但有記載顯示，村內的人口較鄰近的新橋村、石牆村等為多。然而，對沙崗區的記載主要是沙崗村外的墓地。 昔日高沙義塚位於「蓮花莖」一帶。由於沙崗在1870年代開始出現不敷應用，鏡湖醫院向附近地區覓地。 （圖片來源：《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 生老病死，為人生必經之路。富人對身後事往往會辦得妥妥當當，絕不馬虎。反而，對窮戶來說，只能草草埋葬，望死者在天之靈保祐。當時華人社區的義塚，即窮人之埋葬地，主要是沙崗和「高沙」（即昔日蓮花莖兩側的沙地）。 「三巴門外塚纍纍，雄鬼喧呼去不回。」 【註一】 ，為當時路過沙崗的情況。黃沙漠漠，岡陵起伏，正是起名為「沙崗」的原因。草叢中皆為墳地，風吹草動時，露出地面上的枯骨，令人更令寒意。現在從消防局博物館至竹林寺一帶，全皆是墳地義塚         因為早期澳門人少，沙崗的墳地初時不算密集。 1864 年（同治二年），澳葡政府正式佔領沙崗區，但只是在旁邊開闢連勝馬路（ Estrada de Coelho do Amaral ），沙崗義塚還是繼續使用。 1871 年，鏡湖醫院在沙崗附近建成，因傳統上醫院跟墳地都設於郊區，是當時澳門頗具規模的醫院。醫院初期只有中醫，直至孫中山以首位西醫行醫才改變。 1871年的鏡湖醫院，位於沙崗附近。（ 圖片來源：《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 1874 年，澳門共遭受兩次風災侵襲，遇難者人數眾多，特別是沙梨頭村，死者皆葬於沙崗，因而開始出現飽和現象。 19 世紀後期，霍亂、鼠疫等致命的傳染病在澳門傳播，令沙崗出現不敷應用的情況。一墓多葬的情形時有發生，此時沙崗更是聞者畏之、觸目驚心 ……         1908 年（光緒三十一年），澳葡政府正式對沙崗義塚「下手」。工人拿著沙鏟和鐵鎚，來到陰森的沙崗。他們望著亡者的墳地，彷彿聞見死者的哀號，是祈求憐憫的悲願。

永樂戲院，位於蓮溪廟前，為澳門現存戲院之最古老者。 （承上文）          對於土生土長老居民言已，新橋區的鄰里互助和濃厚人情是昔日的精神所在。隨著新橋一帶的發展，這種精神正漸漸從歲月中消失，街坊原來的友誼早已被高樓切斷。今天在區內能懷念這份精神的地方，莫過於蓮溪廟前的永樂戲院和新橋花園。         前文提及昔日蓮溪廟有一片空地，稱為「蓮溪廟前地」或「新橋大笪地」，而老街坊稱其為「爛地」。前地（ Square ）的設置，不論在中西城市規劃上有著重要的意義。它提供 廣闊的空間供人休憩，也能作為居民交流的平台。在大事發生時，前地能聚集群眾作通知和商議之用。因此， 前地在維繫人們的關係上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今天的蓮溪廟地攤，一些老人依然在廟前設攤，幾十年來風雨不改。（圖片來源：陳國曉，《瞬間五十年》）         在 20 世紀初期，蓮溪廟前保留著一片「大笪地」。很多老街坊的童年回憶中，「大笪地」是他們的集體回憶，皆因小時他們都聚集在前地上玩耍。下午時，「講故佬」會到前地設攤為街坊們說故事，包括《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等中國名著。小孩除了聽故事，也可以選擇看漫畫來消遣。到了晚上，蓮溪廟前地的節目更精彩，一些賣藥的人會進行各式各樣的表演，以展藥品的「功效」，也有人上演小曲、算命和賣小食。         蓮溪廟前地除了是街坊娛樂的地方，也是「尋寶」的好地方。每天清晨時份，一些街坊早已在蓮溪廟前地設「地攤」。所賣的東西應有盡有，包括手飾、書籍、傢俱、電子產品、古董等，全都是二手貨，舊的物品可以到地攤兜售。在週末及新年期間，前地更是人來人往、熱鬧非凡，甚至一些地攤會過宵營運，即所謂的「天光墟」。在華光先師神誕時，前地會築起戲台作「神功戲」之用。場面之盛大絕不亞於媽閣和譚公誕的規模，因華光先師是「神功戲」之神。 1968年的永樂戲院，為澳門國慶的表演場所。當年是「一二．三」事件後，所以表演十分隆重。（圖片來源： 歐平濠，《澳門舊事：歐平濠昔日風貌攝影展》）         隨著城市發展的需要， 蓮溪廟前地與許多廟前地一樣被佔領，開闢為大纜巷（ Travessa da Corda ）。 1952 年，何賢、馬萬祺和陳直生等在廟前興建永樂戲院（ Cinema Alegria ），以上演重量級國產片而聞名。大批香

新橋蓮溪廟，為澳門最多神位的古廟。 （承上文）         新橋區有兩座重要的廟宇 —— 蓮溪廟和石敢當行臺，皆為清末建築。兩座 廟宇不但蘊含歷史和美學上的價格，更重要的是它們印證昔日新橋村的故事。         蓮溪廟建於 1830 年（道光十年），因位於蓮溪右側而得其名，初為奉北帝、華光、財帛、文昌和華佗，為二進三間式建築。北帝為水之大神，設北帝神位多少與蓮溪有關，因為新橋一帶長年受水患困擾。華光為火神，由於村內多為木屋茅舍，常常發生火災，所以其求財帛、文昌和華佗則反映村民的普通願望：財運、健康和文運。 蓮溪廟上的石獅子裝飾 1874 年的「甲戌風災」，蓮溪廟受到嚴重破壞。村民發起募捐重建並擴建，增加觀音菩薩、十八羅漢、天后、痘母元君、金花夫人、和合二仙和六十太歲等神位。廟內神位數量大增，令信仰上更多元化、更迎合村民各種需要，而「蓮溪新廟」成為全澳神位數一數二的廟宇。這也反映當時新橋村已是繁華之地，其程度應不遜色於今天的義字五街。可惜，開張後不到十日，又遭到風災破壞，但經過一些修繕後繼續開放。 蓮溪廟也曾有一片前地，設有養龜池（今遷至白鴿巢公園內）。龜即中國四象中的玄武，而北帝（又稱北方玄天上帝）正是玄武的人神化，所以養龜池是對北帝的崇拜。相傳每逢神誕，皆會築棚上演「神功戲」。神誕對社區有重要意義。對村落言已，神誕能連繫村民，是村民們普天同慶的日子；而「神功戲」更為簡樸的農村生活增添一些氣氛，為村民提供不同的娛樂。 石敢當行臺，為昔日新橋村的公所，旁邊的小房正是會議的地方。 相較之下， 石敢當行臺的規模則略為遜色。一般石敢當神壇只是簡單地立石刻或石頭而已，而立石敢當廟可說是聞所未聞。石敢當相傳是一名將領（或壯士、除妖師等，甚至姜太公本人），因其大膽勇猛、鎮鬼滅妖而聞名，但更可能為古時對石頭拜祭。         石敢當行臺建成於 1902 年（光緒二十八年），籌募及興建共花了 18 年之久。廟宇建成前，它僅是廟前的小神壇，與旁邊的「橋頭土地公」鎮守「新橋」。由於新橋村居住的多為農民，常遭到村外人欺侮，包括從 1863 年（同治二年）佔領村莊的葡萄牙人，所以才萌生建立村公所的想法。 石敢當行臺內 經過多年的努力，村民終把橋旁的紙料店改成村公所兼廟宇，奉石敢當為村落的守護神。每逢村內遭到大

（承上文）         20 世紀初的新橋區，已與附近的涼水井、沙崗和石牆三村合併，成為澳門西北面的大區。即使「新橋」和蓮溪不在，當地居民的生活環境並未遭到嚴重的影響。由於不少居住在澳門舊城的人移居至此，人口不斷地增加。雜亂無章的木屋，一屋多戶的情況十分普遍，環境頗為擠迫，火災頻頻發生。即使如此，這種環境下培養出緊密的鄰里關係，以及居民間守望相助、團結互助的感情。 1970年代位於新橋區的膠花擋（圖片來源：歐平濠，《澳門舊事：歐平濠昔日風貌攝影展》）         1937 年抗日戰爭正式爆發，澳門雖然沒有直接捲入戰事中，但對澳門的經濟、社會和民生有嚴重衝擊。日本對澳門進行封鎖，加上大量難民，很多人因而餓死路邊。八年後戰爭終於結束，新橋居民為求生活，只好經營小生意，商舖林立的情況重現在青草街、渡船街和大興街上。由於筷子基、台山和高士德等地尚未出現商業區，其他地區的市民也會來新橋購物。另外，鴉片煙館、賭館、白鴿票店和當舖等也在區內設立，所以不難理解新橋為何有「小新馬路」之稱。         除此之外，沙梨頭和提督馬路海邊的船廠正對臨衰落。由於建築和造船技術十分相似，而木屋的需求非常大，所以很多造船工匠轉行為建築工匠，該區的建築業和裝修業變得非常興旺。與此同時，火柴廠、神香廠、酒廠和炮竹廠，以及澳門最早期的製衣廠，也在新橋區中出現，見證著澳門從傳統工業過渡至製造業時期。 1960 年代初，「世界毛紡大王」曹光彪在青草街建立五層高的廠房，為澳門毛紡業展開序幕，不久提督馬路至內港一帶出現很多紡織廠。 1973年的新橋區，其繁華不亞於當時新馬路一帶。（圖片來源：歐平，《瞬間五十年》）         另外，大量僑民從東南亞地區回流並聚居在新橋區，令新橋成為澳門的「美食天堂」。茶餐廳、大排檔、酒樓和食肆遍佈渡船街，為了服務街坊和工廠區的工人，食肆往往營運至晚霄。新橋區在 50 至 70 年代末正處於最繁華的時期，即使蓮溪早已被厚厚的泥土填平。一個世紀前的新橋村墟，與當時渡船街相比，絕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三盞燈圓形地，今天新橋區最興旺的地區。         然而，盛極必衰，新橋區的繁華不是一朝一夕，不少街坊慨歎新橋早已大不如前。在 80 年代初，地產商積極地收購新橋一帶的舊房，拆卸並重建成今天所見的樓宇。鐵